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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写作语言简要、诗性、富于韵律、语带双关、富于游戏性，常常带着嘲弄口吻。她的意象表达了女性性征的多样和剩余。她在父权制的性和文本建构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为女性的声音/身体创造空间。她的方式是描述各种选项，抓住拉康的镜像并穿过它，正如爱丽丝在镜中所做的；她一路上制造隐喻并摧毁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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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子的另一边，伊利格瑞的女性是言说着的主体。穿越镜子的意图就在这过程本身，这是一个“抑制理论机制”的过程。这个机制一旦闭上嘴，女性就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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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读者来说，追随伊利格瑞颇有难度。了解些相关内容会有帮助：在精神分析技术中，词语并不像它们在传统大男子主义的话语中那样具备重要性。无意识中没有词语，只有运动的、流动着的半成型的联想。理解这样的运动并非通过词语——词语创造的意义是固结的，而运动并非以这等方式固结——而是通过用新的方式表达它们，展示出复数的意义而不局限于封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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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批评者说她犯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因为她聚焦于女性具象化的本质特性。这一部分是因为有些学者总在试图达到她理论的底部，他们想要摆脱重重阻碍，却没能理解这一点：伊利格瑞的整个过程是必须被理解的，不仅仅是底线。过程就是底线，无视这一点，就曲解了她的理论。在伊利格瑞的作品中寻求分析性关联和理性推进是个错误，如此没法描述她创造了什么：通过隐喻和符号重构女性身体的方式。她的早期作品（《他者女人的窥镜》和《此性非一》）聚焦于具象化的哲学史，而晚期作品则致力于女性定义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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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论述将上帝、语言与“生成”过程中的女性联系起来，如此它把神圣也引入关于女性的讨论中。运动是永远的，从未存在过静止状态。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信仰体系的人来说，她的“神圣女人”观念是难以理解的。她讨论了救赎和恩典，但仅仅是把它们作为逃避现实的形态。上帝成了存在的隐喻，存在于时空中然而拥有自主身份的能力，这就是描绘生成的隐喻。重新调整作为女性的神圣，这是争取确立女性自主的一部分。她在宗教领域的作品应该被视为更大规模的计划的一部分，即为女性工作创造理想。通过在人自己的意象中建构新的神圣，伊利格瑞将计划转向交换的终极领域——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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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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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女人是要动摇、干扰、打击大男子主义的价值，而不是拥护它们。她的角色在于保持差异，通过表明它们、给它们以生命、将它们置入彼此间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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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多角色对话》（Poly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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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出生于保加利亚，1966 年她到法国继续她的学业并逃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杰出青年女性，她在 1974 年被任命为语言学教授。从此她一直在语言理论、诗学、精神分析、政治哲学及文学等诸方面贡献着力量。在每个领域她都实践着激进的批评，她称之为“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她拒绝被视为女权主义者，而且常常被后者斥为反女权主义者，但克里斯蒂娃无疑对女权主义话语理论贡献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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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克里斯蒂娃研究过中国女性，这是因为她相信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把女性从不平等地位中解救出来。可是当她看到中国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后，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幻灭了，于是从政治写作转向精神分析。她相信，一次治好一位病人，如此能够把女性现状改变得更多。她的作品艰深难懂，一方面因为她的专长是语言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认为一切写作都应该在传统的话语结构中存在，那是唯一的话语。针对她作品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并不总能理解她那语言观的核心在于言说着的主体，而且她所投身的那种复杂分析往往是许多理论家力所不能及的。她要求我们看得更深，在那深处语言不止于命名和交流，它成了生成主体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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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里斯蒂娃使用拉康的术语，她的作品仍是原创性的、革命性的。例如在《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中，她把拉康对前意识（preconscious）和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的区分回炉重铸，成为她所说的前符号态（semiotic，这个词本义为“符号学”，指对记号和符号体系的处理；作为克里斯蒂娃的术语才翻译成“前符号态”。——译者）和符号象征态（symbolic）；并对这两种秩序之间发生的事情做了严密的考察。她扩大了拉康的镜像阶段模型，认为女性的前符号态——它属于前语言层面，而符号已经在主体中在场了——被贬低了。她进一步说，女性指涉之所以被边缘化，恰恰是因为它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符号话语构成了威胁。和弗洛伊德、拉康相反，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个孩子在镜像阶段后都能选择认同父亲还是认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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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聚焦于母性前符号态，认为它对于理性、统一的言说主体具有破坏性，它挑战着象征秩序。她作品的核心在于这么个领域，她称之为“过程中的主体”，这就是把主体描述为变动不居的另一种方式。这一自我概念将她的语言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同她的社会关切联系了起来。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她关于母性前符号态的作品。只有当变动不居的主体和母性前符号态都处于符号象征态的控制之下，大男子主义的言说主体才能获得胜利。但是，鉴于符号象征态话语和变动不居的主体的性质，这事发生不了，所以符号象征态总会被颠覆或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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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的时间》一文中，克里斯蒂娃区分了象征秩序中的时间和前符号态秩序中的时间：前者线性、连续、以目标为导向，后者则全然不同。这这篇文章中，她强调女性表达的多样性质，以此敞开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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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里斯蒂娃的写作突破那样一种风格——它初看疑似大男子主义话语的格调——时，就惊人地有效。《圣母悼歌》（“Stabat Mater”）这篇文章说的是母性和圣母玛利亚崇拜，她以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分析开头，继而以关于她自己儿子出生的女性文本点缀；结果就是话语的彻底分裂。其中的女性文本是开放的，既是字面上的诞生也是比喻意义上的诞生。其效果是视觉的愉悦，也是对她在文本中描述的悖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女性话语的充满活力的评论。还不止于此：她为自己创造了互文阅读。《圣母悼歌》不像文本所“应当”的那样。它看起来不一样，它的行为也不一样；它在页面上缠绕、跳跃。两份文本并列在一起，它们固然是平行的；女性和男性文本在互相补充而非彼此对立。这篇文章成功地超越了文学与理论、抽象与个人、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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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作品中，克里斯蒂娃关注神圣。她自己不相信有真正的神，不过她把宗教视为女性话语的一种，爱和伦理在此地相遇。在她看来神学是一种建构出来的幻象，为的是遮蔽死亡的真实性，让我们不去看那作为虚无的死亡的终极真相。宗教是一种语言，维持着我们的心理需求与对现实的个人认知之间的张力。所以她用宗教话语在心灵和肉体、符号象征态和前符号态、自我和他者之前斡旋出一个治愈空间，与此同时她并不把宗教视为终极真理。她说我们需要宗教仪式，这是前符号态的表达。她把宗教视为具有治愈力的艺术形式，倘若它能够剥去其粗鲁的惩罚性教条的话。通过把宗教看成女性前符号态，克里斯蒂娃将它向着想象空间敞开了，在其中能够治疗心灵，令语言得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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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最近的作品包括一批神秘小说，她怀着“激进的恶”——她自己将其解释为“对死的欲望”——处理它们；还包括各种主题，如母性、历史性计划和精神痛苦。它们属于侦探小说，具备通常意义上的暴力和系列谋杀；同时它们也具备神秘性，足以引发智慧的读者深思。这就是实践的理论：她已经放开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淡定地走自己的路，无论在智识层面还是在日常生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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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娜·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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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写作。生命生成为出自我身体的文本。我已然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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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娜·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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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接受了早期教育。作为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居民、女性和犹太人，她说自己受到了“三重边缘化”。身为犹太人，她没法进常规学校，不过她依然学习了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后来为了阅读克拉丽瑟·李丝贝朵（Clarice Lisperctor）的原著她还学习了葡萄牙语。1955 年她全家移民到法国。21 岁时，她成为用英语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最年轻的学生。在此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是用法语通过这一考试的最年轻的学生。1958 年她发表了长达九百页的博士论文。1968 年她以《内部》（Dedans）这部小说获得著名的文学奖——美第奇奖（Prix Médicis）；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说的是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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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和雅克·拉康一起工作了两年，然后接受了法国激进左翼机构的职位；在著名的 1968 年学生运动及之后的知识界革命中，这一机构成为一大景观。接着她创立了欧洲第一个女性研究方面的博士培养计划。直到今天她仍在监督这一计划，这个计划不断发展壮大，面向国际讲授课程。尽管身负重任，在她 70 岁的时候，她仍保持着几乎每年都出一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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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长期以来一直是西苏的良师益友，直到他 2004 年去世。他曾经说，埃伦娜·西苏的作品整体“近乎不可翻译”。这是因为即使在法语原文中，她的文本也在运用微妙的替换，而且它们总是流溢到多学科领域。她的作品是哲学、诗歌、小说、文学批评、自传、评论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常常同时是以上一切。与此相反，大部分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都是在一个主要学科中接受教育、发表作品，除非他们有意识地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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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聚焦于女性写作以及作为女性写作之隐喻的女性具象化；尽管如此，她并不同意把女权主义作为她视角的标签，这大体是因为女权主义在欧洲和在美国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不过近年来，她的作品清晰地呈现出女权主义。当她的作品有政治性的时候，那也是文本意义上的政治；她认识到社会结构内在于语言，所以她在语言的限度内以所谓的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进行写作，以缓和哲学写作中的“大男子主义”结构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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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学者来说，西苏的难于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她的数以百计的文章、小说只有一部分被译成了英语，而且她的作品所关注的目标和美国女权主义的议程不相吻合。很多人认为她的作品属于本质主义或乌托邦，因为她不写什么家庭暴力、照看儿童、堕胎、色情或贫困，这些才是女权主义实践话题的中流砥柱。并不是说她回避性别间的社会政治冲突，而是说，她用以对付这些问题的计划对于美国学者而言是陌生的——致力于无意识，致力于出自无意识的晦涩暧昧的女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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