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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和西苏都使用某种形式的阴性写作，我们不能在美国人使用 feminine 这个词的意义上将其翻译成“女性写作”。在法语中，feminine 这个词并不像在英语中那样意味着淘气、做作、羞怯而善于操纵。它是一种处于不断进化过程中的语言，运用隐喻跨越着理论和其他形式的话语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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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运用阴性写作的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西苏的风格属于力比多式的话语，包含和他者的遭遇、具象化、神显时刻和激情经历，它们瓦解着社会化的二元意识结构。以这种方式她得以超越限制，这限制是理解差异的传统方法强加给语言，强加给社会关系的。关于西苏，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她不把身体视为生物学上的普遍物或独立于文本的指涉。她的作品的整体焦点就是：向我们演示语言的存在不在身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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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莎的笑声》（Laugh of the Medusa） 美杜莎的神话来自古希腊。美杜莎是一位美丽少女，她和波塞冬发生性关系因而触怒了女神雅典娜，雅典娜把她变成了头发全是活蛇的怪物。从此以后，任何男人只要看一眼美杜莎就会变成石头。后来柏修斯杀死了美杜莎并把她的头献给雅典娜。这颗头颅依然有把男人变成石头的能力。弗洛伊德对这个神话做了性心理生理学解释。他将美杜莎被砍下的头颅等同于男人对阉割的恐惧：砍头等于阉割。美杜莎对于男人的瘫痪作用（paralyzing effect on men）被弗洛伊德解释为阴茎勃起，而构成美杜莎头发的活蛇全都是阴茎。在弗洛伊德看来，勃起与恐惧的组合代表男人感受女人的两种方式：他们渴望女人，同时又把女人视为与自己不同的、神秘的和危险的，故而恐惧女人。美杜莎既是活的，能够激起男人的欲望；又是死的，令男人恐惧——男人们害怕，假如任凭欲望达到高潮，就会像美杜莎一样死去。男人认为自己是完整的，而女人/怪兽会改变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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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男人渴望拥有女人；另一方面，他害怕经由性行为而被归入（subsumed into）女人。弗洛伊德说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源于他们的差异，男人感到不可思议所以害怕。他害怕被女性特质弱化或胜过。女人成了阉割着的女人。险恶的美杜莎头上长着许多阴茎，在弗洛伊德看来，这隐喻式地给男人以安慰：你不会失去自己的阴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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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的早期文本《美杜莎的笑声》如今已是女权主义文本中的经典。在这篇作品中，女性身体根本不是身体，而是具象化的文本运动，是个隐喻。只要把身体理解为文本，理解这篇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在书写女性的时候，西苏在字面意思层面和隐喻层面之间闪转腾挪。她书写“女性”（feminine）的时候也是如此。诚然，她是在讨论女性特质和女性身体；但同时，她也把这些作为语言学表现的隐喻。西苏把弗洛伊德的“黑暗大陆”转换为女人的写作，它对于男人而言是陌生的。西苏说，美杜莎没什么好怕的：她亲切可接近，她还挺有幽默感。女人必须向男人展示她们的“性文本”（sexts，即 sex+text），这是新的女性写作，其中为差异留下了空间，其中没有拉康意义上的“缺乏”。跟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先定义了构成我们文化生命的压抑结构，然后以解放女性、使女性书写自身的方式解构和重构这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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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巴特勒：性别、性与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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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所有女权主义哲学家都关注性别和性的话题。不过，其中有一位值得我们专辟一章来讨论，因为她对这些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做了极其广泛的考察，她就是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她是一位美国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哲学家，她不仅在美国女权主义这一领域，而且在政治哲学、犹太哲学、伦理学、文学理论、性学研究、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酷儿理论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她所工作过的领域包括丧失、哀悼、种族、战争、审查制度以及伦理暴力，她还建构过责任伦理。她的研究获得过很多荣誉、奖项及研究员职位。她从 1987 年至今创作了一大批著作、讲座和出版物。如今她是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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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那作品的艰深复杂程度令人晕眩，为此她也不是没有被批评过。她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线索和她自己的观点编织到一起，就性别和性如何彼此交错的话题做出深刻动人的社会学-哲学讨论，并且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她自己名之为表演性（perform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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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基本问题聚焦于身份与主体性，尤其针对那个广为接受的信念：性别行为是自然的。不过较之她对语言、习俗和体制中的身份问题所做的激进复杂的探索，上述概括肯定是过于简化了。在她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她的博士论文——《欲望主体：对 20 世纪法兰西的黑格尔式反思》（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1987）中，她试图理解性别是何以被确认为自然出现而非人为选择的。她追踪我们由之成为“主体”的过程，不过她的主体所指的并非个人；她描绘的是一个语言结构，永远处于过程中而从不完成自身。换句话说，主体永远在“生成”。当一个人被命名，他/她就有了性别；巴特勒说，此时“界限”被设置了。这一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假如人的身份属于社会建构，那么肯定有办法改变、挑战和重构它；在她的著作中，她一直在寻求这些办法。一方面是掌握着权力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以破坏性方式行动的个人，他如此行动为的是避免让权力成为建构身份的标准；巴特勒在两者之间鉴别出一条细微的线索并将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她总在以各种方式追问，权力是什么，如何能颠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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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勒那本已复杂的审问中，尤其复杂之处在于，她的各个文本彼此对话而她并不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观念的线性、理性推进供人检验，这是令读者恼火和困惑的。确实，她的理论在循环、交叉和错综中运动，从不达成最终结果。这一探询模式借鉴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给出一个正题，然后它被反题否定并融入合题，而这个成为下一个循环的起点。巴特勒不像黑格尔那样寻求绝对知识；她只是在一个结果开放的过程中检验观念。对惯于寻求“结果”的读者来说，这显然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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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理论中固然存在矛盾，她公开承认这一点并努力地进行修订和改进。诸位或许会问，她为什么不给讨论来个结果？这是因为她探索的就是永远处于无尽过程之中的主体。巴特勒的“主体”并非别人描述过的坚固的实体，如今女权主义哲学已经开始普遍支持这一观点。作为范畴的女性也好，作为身体的女人也罢，都是社会建构造就的——这一点在巴特勒的作品中占有显著位置；如今它已经占据了其他女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这就是巴特勒的主要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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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的写作为她那身份/主体永远在生成中的观点提供了例证。在她看来，要理解主体的规划，人必须理解主体生成于其中的特定历史语境、论证语境。类似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所做的，巴特勒在《欲望主体》中指出：“……倘若我们去追问……那文章预设的前提，我们就会经历持续不断的句子运动，这构成了它的意义。”想从巴特勒那里获益，我们同样需要这么做：让我们沉浸在她的沉思中，任她带我们去往她到达的地方，而不是尝试用直接感知把握特定观念。这就是阅读巴特勒对我们构成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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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巴特勒影响极大。自她的第一部著作《欲望主体》起，影响过她的人还有很多。米歇尔·福柯关于不同文化、语境中性和性征的建构的著作，雅克·德里达把意义描述为无始无终的事件而非固定观念的语言理论，显然都对她影响巨大。巴特勒的计划体现了黑格尔和德里达的显著差别：黑格尔的精神最终达到了绝对知识，而德里达的语言旅途和探索永远在循环，永不终结——词语只在它同其他词语的关系中获得意义。巴特勒还在大陆哲学家中汲取她由之出发的丰富观念，其中包括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1935—2003）。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人类学也是她思想的一部分。她审问过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对于巴特勒作品中的所有这些重要思想家来说，有趣的一点在于，她从不认同任何一条理论路径及任何特定学者。她运用各种理论路径，借鉴并时而修正，混合并令它们彼此竞赛，其方式常常富于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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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1990）这部巴特勒最著名的作品中，性别被描述为我们所“做”的。这是一系列总会发生的行为。性别和性（性身份，而非性交）都在这一意义上经受巴特勒的审查：它们就是巴特勒所说的“表演性”，也就是说，是在过程中的运动，是动词而非名词。这或许是她最难把握的观念了，她在多部著作和多篇论文中做了解释阐明。巴特勒说，没有人不生活在已有的性别身份中；男性或女性的身体从其进入社会存在起就获得了性别身份。然而性别不仅是个过程；它是社会框架中的特定过程。她对于女权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出自这本书——她挑战了这一观念：“女人”是个单一范畴，性别是人拥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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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1993）中，她继续这一讨论。倘若没有主体能先于主体性存在，没有代理来执行行为，那么表演是如何可能的？所谓表演，起码需要有一位表演者，不是吗？巴特勒并非主张性别是表演。她说的是表演性，它是不同的。不理解这一点，就会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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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表演性指的是权威性的话语行为，它们创造它们所说的，产生它们所描述的效果。它们令指定的概念获得生命，这一切都发生在社会规范和习俗之中。例如“我宣判你”，“我洗礼你”，“我拥有它”。通过重复这些短语，行为变得越发有力而牢固。巴特勒把性别也视为行动，作为社会脚本的一部分，它被实践着、重复着、演练着。当我们执行这些行为时，我们就在加强这一脚本，令它成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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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不把性别身份归入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而且她认为性别、性及性征在我们的社会中并非自愿的选择。她建议取消性和性别之间的联系，这样性别就可以“灵活而自由浮动”了。当她在自己的各种文本中探索这些观念时，巴特勒走得更深。她讲述过一部动画片，其中描述了护士把新生的婴儿递给孩子的母亲并说：“它是女同性恋！”这就是巴特勒所说的“表演性”的感叹。这下孩子就在文化的主流规范中被贴上了标签。他的性/性别被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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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性别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创造了“男性”或“女性”的人；性别身份出自语言的建构，那么显然，没有性别身份能先于命名而存在。在建构了男性和女性的语言习俗之外不存在主体，不存在“我”。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个人的存在能外在于性别话语。身体也没法和创造了身体的话语行为截然分开。表演性概念把范畴从单一性和独特性中解救了出来。我们“做”出异性恋属性；我们“做”出同性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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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特勒的计划，最清晰的表达或许出自她的《表演性行为和性别构成：论现象学与女权主义理论》（“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1990）：“性别不该被理解为表达或掩饰了内在‘自我’的角色，无论这‘自我’是否被理解为与性相关的。正如具有表演性的表演一样，性别是个‘行为’，它被广泛地解释了；如此它建构起作为其心理学内在性的社会虚构。”这里的关键词是“社会虚构”。性别身份本质上是人为的建构，是我们的表演创造出的幻象。在表演出的性别之前不存在什么坚固的主体性。“因为性别不是个事实，”巴特勒说，“性别的各种行为创造了性别观念，没有这些行为就根本没有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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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勒看来，性的概念同样如此。女权主义者曾认为，性是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学身份，而性别则是决定了不同行为的社会习俗的历史性结果。然而巴特勒对这一概念也提出了挑战，她说性同样是文化规范，是一个过程。巴特勒认为，“性”也是个虚构，即便它是文化的焦点。正如性别是个语言建构，性也是如此。它是个人为的规范，它从属于变化。性别和性都是表演；它并非关乎我们是什么，而关乎我们做什么。进一步说，我们都执行着性别表演，但我们可以决定改变表演的形式。通过引发破坏性的混淆、通过选择别样的表演，我们可以发起“性别麻烦”。为改变性别规范、改变传统的男性与女性二元建构，我们可以如何行动？以上就是巴特勒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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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的、自由的身份观，作为表演的性别概念，这些造就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基础；确实，巴特勒被视为最杰出的酷儿理论家。酷儿理论拒绝定义，不过我们不妨将它理解为破坏一切文化“规范”的诸种理论的集合。在《酷儿理论导论》（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中，安娜玛丽·杰各斯（Annamarie Jagose）说酷儿理论是“对稳固的性、性别及性征的揭穿和消解。最初是男女同性恋者对后结构主义身份话语的重铸，酷儿理论由此发展出来并形成多样而流变的立场的星群”。酷儿理论并不提倡改变身份；它推崇的是把性与性别之间的被认为是稳固的关系戏剧化。有趣的是，酷儿理论并不拒斥一切二元对立；它拒斥的只是那些稳固的建构。重点在于流动的边界、变动不居的身份，作为牢固的社会建构的异性恋由此受到挑战。酷儿理论创造了深刻的哲学论点来瓦解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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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陈述》（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2005）中，巴特勒将她探询自我的诸多线索引入伦理学中的令人吃惊的领域。她说，显然，只有当人拥有自我认知的时候，人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往下读之前请先想一想：疯子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她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还是错——这难道不是普遍接受的、关于疯狂状态的定义吗？在巴特勒看来，假如责任概念要求自我对于自身的完全通透，并且假如自我是个社会建构，是在话语中建构出来的，那么自我对于自身的认知必然有限度。真正负有责任的自我知道自己认知的限度。由此我们回到了最初将我们引入自我的社会世界，我们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地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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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或许会问，巴特勒的那么多作品究竟是要干什么？她在试图证明什么？她为何如此凶猛地探询性别与性的一切错综复杂关系？她的目的何在？答案是，她在试图恢复那样一些人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不合乎异性恋规范——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换性者、易装癖，以及所有不符合以上范畴但又不是异性恋的人。她的作品展开了各种论辩和探索，涉及身份与身份政治、语言、主体性、性别与性、女权主义理论、酷儿理论，以及哲学。提出这些跨越诸多领域和学科的困难问题，影响我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思考方式，这就是巴特勒经久不变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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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4.1 《为女权辩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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