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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主义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约 750—1050）、第二阶段（约 1050—1450）、近代阶段（约 1450—1850），还有当代阶段（1850 至今）。当今世界上大约有一百来个苏菲派教团，教徒有数百万人。这一运动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来自印度贝拿勒斯的迦比尔（Kabir，读作［kuh-BEER］，1435—1518）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由于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的翻译，他在西方广为人知。苏菲派文学、苏菲派诗歌，还有浪迹天涯的游方僧人，这些至今仍在继续影响着西方当代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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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认为，通过冥想和自我克制，人可以平复私欲、克服无知。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涅槃中消弭了所有痛苦。涅槃是种永恒状态，意味着至高的觉悟与平和宁静；它终结了转世托生的轮回，于是原本深陷其中的个人就获得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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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佛陀还说，要达到涅槃的境界，要做的事还不仅限于消除利己欲望。我们需要懂得，人们对于身体和意识的一般看法都是不真实的，那不是真实的自我。这种彻头彻尾的非自我本位的洞察，才是真正的自我理解；这样就摆脱了利己的思想和欲望，于是一切的恐惧和焦虑也就随之消失了。拒斥了私欲的束缚，个体就克服了虚假的自我，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安宁祥和……和完全彻底的平静”——这就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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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痛苦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八正道。事实上，八正道的内容就是恰当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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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见，它指的是，对于那些让人生变得有害、不健全的东西——诸如无知、私欲、贪婪，等等——人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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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志，它要求人通过意志的力量克服利己的激情和欲望，消除愤恨、忌妒以及任何其他伤害他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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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语，即摒弃谎言、欺骗、有害的流言蜚语、不负责任的饶舌以及对他人的妄意揣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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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业，即不受不良欲求、渴望的支配，其中包括性的欲望；最重要的是，不能杀人。正业还包括做好事（佛陀说好的行为是智慧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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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命，即人应当用正当的方式维持生计，而且在生活中应当摆脱私欲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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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精进，就是用自己的努力来对抗不道德的、肮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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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念，它是正精进的源泉。正念要求人把达到觉悟看成是自己的义务，并且对于私欲的本性和后果得有正确的理解。佛陀认为，具备正念的人不会依附于身体、感官、知觉、行为和思想，它能自然地控制一切贪婪和欲望。正念还意味着树立起高尚的生活原则，尤其是以上六条。它让人具备纯洁的心灵和清晰的记忆，倘若我们要让自己的一切行动——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琐碎——都充满“警醒”，那么以上两点就是必要条件。它让人的一切行为都受意识和深思熟虑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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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定，这是终极意义上的聚精会神，它把前面提及的、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原则融合成了一体。它是意识的解放，它让精神摆脱了渴求、爱好、欲望的束缚。一切属于个人的意识都被一种“无形、无限、穿透一切的意识”取代了，他带来了永久的平和宁静。它是纯粹的认知，摒除了一切个体性。这样的自由是通过彻底消灭欲望并由此终结一切痛苦而获得的。佛陀强调说，这是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人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树立起不可动摇的专心致志，才能一步一步地获得解脱。正定是持续不断的、充满阳光喜乐的深思熟虑，它让行为、言语和思想都变得纯净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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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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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痛苦问题而言，佛教思想和斯多葛派思想（见第十章）之间的类比是颇为错综复杂的；佛教和古希腊、古罗马哲学之间是否有过交互的影响？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在西方近代那些重要的哲学家中，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在叔本华看来，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讲是非理性的，驱使人行动的是盲目而永不餍足的意志。他认为，只有克服自我、克服欲望，人才能达到安宁幸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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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叔本华之后，佛教思想及其他东方思想越来越多地涌向西方，这主要是通过印度和日本的修行导师、僧人还有武术家们。在当今，这些思想中有不少成分已经汇入了流行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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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看到的，八正道的前面两项涉及个人最初的精神展望，接下来的四项涉及特定的恰当行为，而最后两项说的是更高的精神和灵魂品质，包括自我的彻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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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概念，传统上认为它们也是由乔达摩佛陀引入的；在后来的佛教中，这两个概念变得越发重要。第一个概念，乔达摩佛陀在他的《语录》（Sayings）中把它称为“执著”（upadana）。这种执著是源自自我意识的贪婪或欲望的极端形式，倘若人要达到安详宁静的状态，就必须“打破”这种执著。执著的形态多种多样——比如，执著于身体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快感，执著于某些观点，执著于教条和仪式，执著于自我的信念。摒弃执著，这是必要的；而这样一来，执著于“不执著”也被摒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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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寂默（moneyya）。当年乔达摩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沉思，最终达到觉悟。这样的觉悟超越了言词和不得要领的逻辑论证。在《语录》中，乔达摩佛陀说了三种寂默：身体的寂默，精神的寂默，言语的寂默。一个人必须完全具备这三种寂默，才能算是一尘不染。于是理所当然地，在后来的佛教中，沉默的冥想成了达到觉悟的首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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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世间痛苦的根源，也找到了摆脱痛苦的方法。他设计了一套策略帮助人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他还详细阐述了这样一套生活方式，让人沉着冷静并且仍能为他人服务。佛陀不信仰神圣的造物主，也不信神圣的救赎；在他的思想中，人类应当自己来解决痛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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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大约在 520 年，印度僧人菩提达摩（Bodhi-dharma）把佛教带到了中国。继而，佛教思想渐渐和道家、儒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融合到了一起，经历了引人瞩目的变迁历程（见“佛教和西方世界”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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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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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印度哲学一样，中国哲学也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史前时代。当时的中国历史由王朝统治，最初王朝的力量无法伸展到整个国家。最早的王朝是商，它从公元前 17 世纪延续到公元前 11 世纪——诸位看到了，这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长了两倍还多。可是到了公元前 5 世纪，中国大地上分布着许多独立的、彼此交战的国家；在那个时代，战争成了“职业化”的，其破坏力远远大于先前的时代——那时战争只是封建领主驾驶着金色的战车进行的季赛。为回应这样的时代形势，两个伟大的本土哲学体系在中国应运而生，它们就是道家（Taoism）和儒家（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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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当然出自孔子（Confucius，公元前 551—前 479），而道家的起源更为朦胧晦涩，或许更为久远。（道［tao］这个词意义很丰富，在西方它通常被翻译成“道路”［the Way］。）两位最早的道家人物是老子（Lao Tzu，约公元前 6 世纪）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庄子（Chuang Tzu，约公元前 4 世纪）。儒家和道家间的辩证互动遍及大部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从建筑到衣服式样，从政治到经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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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中国成为依靠官僚机构来运行的中央集权国家，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尽管其间这个整体常常分裂而偏离这个轨道。在此期间佛教被从印度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第三大宗教。在中国，佛教很快就具备了独特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它融汇了道家的元素。不久后，中国佛教的终极实在即佛法（Buddha dharma）就被认为跟道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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