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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印度思想家已经普遍认同了这一观点：印度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于促进对于人类、对于时间问题的精神性理解。这一倾向对于印度来说并不新颖，但是，让这一思想适应殖民主义及现代性问题，这是近来才有的需求，这里面就颇有新意了。当西方文化进入印度意识领域的时候，它们在接受着评估；其内容不仅包括它们是否合乎本土传统的标准，还包括如何在印度原有的框架中重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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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20 世纪的转折时期，印度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当时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为一种可能的现代印度意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用的是诗歌和杂文的形式。他处理现代性问题的路径不是宏观叙事的，他所关注的是个人的陶冶。在泰戈尔看来，必须对于人类的真实本性有所领会并做出相应的行动，这样才能真切地把握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关于人类的复杂本性，关于和谐而富于启示的人生必须以怎样的行动为前提，传统的印度文化提供了一系列的指南。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必要的学习和修养，并将其储存下来以备将来的需要；这种东西必须用一生的时间来印证、提升。根据这种思路，人应当投身于这样的经过反省的人生。这是世界哲学史上最核心的主题，而泰戈尔的思想让它再一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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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1 《治愈之剑》①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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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金阐释了非暴力抵抗的作用：它能够带来政治正义，也能为参与者赢得尊严、勇气和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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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在静坐罢工中，在游行示威中，人们通过英勇甚至时常有危险的非暴力行动表达着反抗；虽然无言，但富于说服力。说非暴力行动只是懦夫的慰藉，这种论调已经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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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受压迫的人们加入到非暴力行动的大旗下，现有的理由是充分有力的。非暴力的大军拥有卓异的普遍性特质。倘若一支军队用暴力方式训练其成员，那么只有特定年龄层中的人才能加入它。但是在伯明翰，最富活力的步兵当中有许多是青少年，其中包括小学生、初中生，包括十来岁的高中生，还包括大学生。倘若一支军队必须用暴力杀伤敌人，那么它的成员就必须拥有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四肢和良好的视力。然而在伯明翰，肢体伤残者都能参与行动，而且他们确实参与了行动。盲歌手阿尔·希布勒（Al Hibbler）不可能被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接纳，然而在我们的事业中，他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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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军队中充斥着等级差别。然而在伯明翰，我们只有几位必要的将军和军官，他们负责主持事务，调度行动；除此之外，我们的行动者被一视同仁、协同作战。医生和清洁工平起平坐，律师同洗衣妇共同进退；在非暴力行动中，高学历者和无学历者享有完全同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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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广播传媒的人知道，在拥有听众参与的情况下，节目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人必须参与着什么，才能确认自己是什么；而在非暴力行动的大军中，参与的空间对每个人敞开着。这里没有肤色的差别。这里也没有考核，没有誓约，仅有一点要求：正如暴力军队中的士兵应当擦拭自己的枪支令其保持清洁一样，非暴力的战士也应当时时审视并呵护好那最重要的武器——他们的心灵、良知、勇气，和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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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抵抗可以让对手无的放矢，让它所针对的权力系统趋于瘫痪。当局向来采用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黑人；倘若这样的手段不能隐匿在暗处悄悄进行，那么它就没有多少力量了。它被暴露在巨大的聚光灯下，如同越狱的逃犯一样，无处藏身。它那赤裸裸的真相被暴露在整个世界面前，其罪恶无所遁形。诚然，我们的有些行动者也会遭到暴力伤害，甚至被处以死亡的极刑。他们是上一个夏天的殉道者；他们付出生命，是为了让那样的残暴行径彻底终结——在过去的上百个夏天里，阴暗的街道上，警察的房间里，有成千的兄弟在遭受毒打和残杀，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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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3 年的非暴力行动中，有一件事情相当引人注目：受到子弹或警棍伤害的人数非常之少。现在回顾起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压迫者胆怯了，不敢放开手脚了；这不仅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他们，而且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黑人——这些黑人们已经觉醒了，他们敢于横眉冷对白人的目光了。压迫者的暴力和武器没有能够肆意伸张它们的爪牙，无论这样的退缩是出于审慎的权衡还是出于良知的责难。相对来说，我们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以下的事实诠释了这一点：黑人的非暴力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遍布各地，各个城市的斗争行动都将它奉为指导方针；因为它，暴力手段变得行不通了：我方不采用暴力，而对方则因为没有把握、无从下手和时常发生的意见不一而无法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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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层面上，非暴力对于黑人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黑人需要赢得并确证配得上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必须让白人明白，把黑人看成不负责任、甘心接受卑劣地位的小丑，这只是毫无道理的偏见。黑人群众已经掌握了这样的非暴力方式，这种策略让斗争、道德信念和自我牺牲等精神具体化了。黑人得以直面对手，将肉体上的优势让给对手，最终战胜对手——因为压迫者的优越力量已经变得脆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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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对于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难以估量的。但是我确信，数以千计的黑人所把握的非暴力策略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和纪律，而这些对于上百万黑人的内在创伤是有治愈作用的——尽管那些人没能亲自上街游行或蹲进美国南部的监狱。我们行动的影响面不仅限于直接参与者。对于全国范围内的黑人来说，只要认同我们的行动，为参与者而自豪，并给予道义、经济或精神上的支持，这样就能逐渐重拾自己的荣誉和骄傲——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压迫者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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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2 《存在主义和哲学的危机》②卡洛斯·阿斯特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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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拉达阐释了现代人概念——自文艺复兴时代起，这一观念就主宰着西方思想——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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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的人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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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理性主义概念是抽象而独断的，它仅仅停留在具体人性、历史性个人以及活生生的现实的表面部分。与上述理性主义概念相对的是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类形象，这一形象包含了内心和血脉，它栖居于大地，吞吐着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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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人类形象基于别样的要素和意向，而它必须以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其中包含了适合现时代历史感的全新价值等级。旧式的人的概念——它基于理性主义人性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进步观点曾经是如此显赫，其身影遍及其影响所能及的各种事例、各个层面；如今它已经名存实亡，但依然徘徊不去，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自由主义理论的那些残存教条——当然，与其说它存在于精神层面，倒不如说它仅仅存在于日渐消逝的言语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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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种纯理性的、反历史的、匿名的人类形象是个幽灵般的存在物，它抹杀了现实；在世界上展开着的重大事件面前，它节节败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样的人类形象曾统治西方的文化生命和政治生命达三个世纪之久；在那个时代的诸多层面，它都曾经显得富于效力和活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样的人类形象是越来越行不通了。它仅仅成了个日渐消逝的阴影，在历史中渐行渐远，谁也无法将它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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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性主义人性论而建构起来的“完整的人”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孤立、自足、纯粹理想中的人；它不植根于具体的土壤，它缺乏与之息息相关的国籍，它也没有与生俱来的、受历史环境影响的情感偏好——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世上也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所谓本质上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号称完全建立在普遍理性之上，据说这普遍理性是永恒不变的，它可以独立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等群落区分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心灵、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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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人的概念一旦被超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也就不成其为二律背反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把个人看成社会的原子，也不再把与个人相对的集体看成是这样一堆原子的集合——集体不再是整个社会政治历史的领衔主演了。我们的时代已经认识到，对立阶级的斗争无疑就是社会经济进程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历史性个人也越来越为这个时代所注目：这样的个人并未脱离与之息息相关的周遭环境，但他在人格上和心灵上依然是个体；他确证着自己的人性，给自己的人性注入活力——人性是作为其真正人生目标的一个功能而存在的，而人生目标则内在于他那特定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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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概念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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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这个动荡的社会仍在试图依靠所谓的“现代人”概念来存活下去——尤其是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资本家和商务领导人们；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现代人”中体现的是理性主义概念的残骸，它早已处于行将枯萎的状态。这些领导人顽固而执拗地阻碍着全新人性观的萌芽，那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性观点，它正在从当代生活的深处迅速地生长出来。世世代代表达于情感和历史中的力量固然曾经被压抑，但它们注定要在未来刻下它们的烙印，并为上述人性观点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未来的时代将会用它来勾画出一种新的精神特质（ethos），它确证一种独特的政治意愿，并且对文化、经济和社会有着与以往全然不同的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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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概念只是一具尸体，而当今那些风雨飘摇的老朽的人群试图用不再具有意义的口号和咒语让它复活，这显然是白费力气。在给狄尔泰（Dilthey）③的一封信中，瓦登堡的约克伯爵这样说：“从文艺复兴起延续至今的‘现代人’应当被埋葬进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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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人最终表现为个人自由主义，它是“现代人”的最后的表达；其中充斥的是 19 世纪理性主义观念的遗迹，它已经是理应被埋葬的尸体了。当今时代有责任完成这一使命，这样才能让新型的人类全面进入历史，正在生成着的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才能由此得到确证并获得完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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