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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这个动荡的社会仍在试图依靠所谓的“现代人”概念来存活下去——尤其是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资本家和商务领导人们；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现代人”中体现的是理性主义概念的残骸，它早已处于行将枯萎的状态。这些领导人顽固而执拗地阻碍着全新人性观的萌芽，那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性观点，它正在从当代生活的深处迅速地生长出来。世世代代表达于情感和历史中的力量固然曾经被压抑，但它们注定要在未来刻下它们的烙印，并为上述人性观点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未来的时代将会用它来勾画出一种新的精神特质（ethos），它确证一种独特的政治意愿，并且对文化、经济和社会有着与以往全然不同的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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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概念只是一具尸体，而当今那些风雨飘摇的老朽的人群试图用不再具有意义的口号和咒语让它复活，这显然是白费力气。在给狄尔泰（Dilthey）③的一封信中，瓦登堡的约克伯爵这样说：“从文艺复兴起延续至今的‘现代人’应当被埋葬进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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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人最终表现为个人自由主义，它是“现代人”的最后的表达；其中充斥的是 19 世纪理性主义观念的遗迹，它已经是理应被埋葬的尸体了。当今时代有责任完成这一使命，这样才能让新型的人类全面进入历史，正在生成着的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才能由此得到确证并获得完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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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3 《边界女权主义：从性别政治到地缘政治》④桑尼亚·莎第瓦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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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桑尼亚·莎第瓦胡阐述了她的这一观点：第一世界国家中的所谓女权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的压迫和剥削、利用。而且在她看来，某些“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家长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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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卡洛妇女（Chicana，指的是墨西哥血统的美国女性——译者注）能否将自己视为女权主义中的一分子？能否认同那种所谓的“姐妹关系”？能否指望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把我们的特殊利益和问题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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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些白人女权主义“姐妹”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盲点。当麦金侬用黑人妇女来代表所有被剥夺权利的女性时，我们看到的是，奇卡洛妇女、美国的亚裔妇女、美国本土妇女，还有波多黎各妇女，等等，都被排斥在了视野之外——而那些探讨的明确意图原本就是暴露意识形态的蒙蔽。在那些“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文本中，奇卡洛妇女读出的却是对人种的无视而非人种意识；这表明，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种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忽视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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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卡洛妇女正在把自己的作品公开化，依靠小规模、低投入的印刷部门和被边缘化的杂志、刊物，并参与商讨和会议；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女权主义的“姐妹”制造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女权主义者与之对抗的、男性白人权力结构所制造的男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意识形态已经濒临危机。罗莎乌拉·桑奇仕（Rosaura Sánchez）在《少数民族、意识形态和学术界》（Ethnicity, Ideology, and Academia）一文中提及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操纵的意识形态策略：即将“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神秘化。……她指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已延伸到了地缘政治的边界之上，“但是，被一种文化影响、利用是一回事，完全地分享它则是另一回事”。……倘若把以上观点类推到女权主义和“姐妹关系”这样的总体概念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盎格鲁-美国及其他欧洲女权主义何以汲汲于抹杀奇卡洛妇女、波多黎各妇女、美国本土妇女、美国亚裔妇女及其他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存在了。诚然，女权主义影响了奇卡洛妇女的写作与批判，但霸权文化所操纵的女权主义是对奇卡洛妇女的压迫和剥削、利用，其途径或微妙或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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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多重压迫之下的女性来说，要寻求对于我们的处境有所裨益的女权主义批判话语，我们还得转向属于自己的“有机的心智”。由于当前的文化生产模式，我们的作品被人们忽视了；因此，我们在追寻中不可因循守旧。在方法和理论方面，霸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对主流话语以外的东西视而不见。为了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探寻应当越出传统范围：在格言集的序言中，在自传的缝隙中，在我们的文化加工品中，在童话故事（cuentos）中；倘若我们足够幸运，能够进入好的图书馆的话，那些未被主流机构广泛传播的、发表在边缘刊物上的文章也是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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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解读奇卡洛妇女的女权主义理论时，我们必须和传统的（霸权的）类型概念划清界限；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中的有色人种妇女们是用非传统的方式和形式来表达她们的女权主义的。奇卡洛妇女中的女权主义者明白，在被边缘化的那些妇女中间，历史、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别往往相当大；但是，由家长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等因素合力构成的霸权话语加剧了这样一种幻象：仿佛国家的界限在女权主义者之间构成了无法调和的分裂。妇女们之所以遭受不同的政治待遇，这果真是因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对立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裂痕吗？在接受这一观点之前，我们先得对上述这种二分法来一番质疑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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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的活动家多米提拉·白瑞斯·德·春格拉（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在她的证词《我要说》（Let Me Speak，1978）中承认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差异：“我们的立场和那些女权主义者不同。我们眼中的自由和解放，根本上在于让我们的国家一劳永逸地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能拥有权力，将法律、教育等事物掌握在手中。这样，我们就具备了良好的条件，能够迈向完全的自由——其中包括妇女的自由、解放。”……但是，她的陈述因为她的说话场合而变得成问题了。1975 年，她在墨西哥城参与了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妇女年会；在那里她见证了由政府参与的“女权主义”投票，各个政府都在利用妇女和妇女问题作幌子，以便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白瑞斯看到伊美黛·马克思（Imelda Marcos）、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Princess Ashraf Pahlevi），还有济罕·萨达特（Jihan Sadat），这些人都是会议中第三世界的“官方”代表。当我们不再把这些代表视为“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而是视为她们各自政府的即家长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的时候，我们就对上述的二分法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划分已然成了争端之地，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拥有权力者和无选举权者的对立，都在这里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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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4 Satyagraha ⑤莫罕达斯·K·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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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甘地试图将他的社会变革原则即 Satyagraha 阐释为真理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它不仅仅是被动的抵抗和非暴力。通过忍耐和自我受难，这样的公民不合作构成了对真理的坚持和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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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tyag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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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一直在宣传和实践着 Satyagraha。据我所知，Satyagraha 这个原则包含着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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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graha 和被动抵抗差别甚大。后者被理解为弱者的武器，它并不排斥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暴力；而前者则是最强大者的武器，它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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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我创造了 Satyagraha 这个术语，用来表达那里的印度人运用了八年之久的力量；创造这个术语，也是为了让那种力量区别于英国和南非所发生的被动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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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根本意义就是坚持真理，因此它是真理的力量。我也称之为爱的力量或灵魂的力量。在运用 Satyagraha 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追寻真理的起始阶段，就不允许将暴力施加于对手，而是应当通过忍耐和同情来避免错误。因为对此人来说显得正确的东西，很可能对彼人来说就是错误的，而忍耐意味着自我受难。因此上述主张就意味着，真理的确证不在于将苦难施加给对手，而在于将苦难施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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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政治斗争领域，人们的反抗对象往往是以不公正的法律为形式的错误。当请愿之类的行动无法让立法者改正错误，而你又不愿意屈从错误时，那么剩下的补救办法就只有用暴力迫使立法者让步，或自行违反法律并甘愿承受惩罚之苦。因此在公众看来，Satyagraha 多半体现为公民的不合作或公民的抵抗。在这里，“公民的”意味着这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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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者是偷偷地违反法律，并试图避免惩罚，而公民抵抗者并非如此。他向来遵守他所属国家的法律，这并非源于对制裁的恐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有益于社会福利。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他会认为某些法律是不公正的，而遵守它们就是耻辱。于是他就会光明正大、有理有节地违反这样的法律，并且平静地承受处罚。为表明他对立法者的抗议，他有权通过不遵从某些法律来撤回他同国家的合作，倘若这样的违反不构成道德败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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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Satyagraha 是如此美好和有效，而它的原则又是如此简单；我们完全可以让它变得妇孺皆知。我已经将它传播给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公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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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tyagraha 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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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到最高程度的 Satyagraha 无须依赖任何金钱之类的物质支持，当然也无须用暴力——即使是最初级形式的——作为其后盾。暴力是伟大的精神力量的反面，只有完全避免使用暴力的人，才能涵养、驾驭这种力量。它适用于团体，同样适用于个人。它适用于民事事务，同样适用于政治。这样的普遍适用性就是其永恒性和不可战胜性的证明。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可以使用它。倘若认为只有那些没有能力以暴制暴的弱者才会使用这种力量，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样的肤浅理解源于英文表达式 passive resistance（被动抵抗）的局限。认为自己是弱者的人是无法使用这种力量的。只有对人心中高于野蛮天性的东西有所认识，并且明白野蛮本性永远不能战胜高尚的人性，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 Satyagraha 实践者。这种力量对于暴力，对于一切残暴、不公，就如同光明对于黑暗一样。从政治上来说，它的运用是基于这样一个不变的原则：只有当人们愿意——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接受统治时，政府的统治才是可能的。……为了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我们的 Satyagraha 尚未达到最完善的形态。Satyagraha 的实践者们并未理解这一力量的全部价值，我们也并未对远离暴力深信不疑。运用这种力量需要承受清贫，对于自己的衣食应当漠不关心。在过去的斗争中，几乎没有一位 Satyagraha 的实践者达到了这样的觉悟，其中有些人名不副实。他们毫无信念，有时甚至动机不纯。甚至还有些人，在斗争的过程中会乐于诉诸暴力——倘若不对他们进行最严厉的监督的话。于是斗争的意义被延伸了；倘若人运用的是最完美、最纯粹的精神力量，那么当下就能获得慰籍。作为个人精神的进一步历练，这样的运用是绝对必需的，如此才能让 Satyagraha 的实践者成为近乎完美的人。我们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为这样的人，但倘若我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涵养的 Satyagraha 精神越多，我们作为人也就越完善。在我看来，它的用处是不容置疑的；当它的力量大行于天下之时，社会理想就会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专制主义和正在日益猖獗的军国主义将会灰飞烟灭——如今西方国家正在后者的摧残下呻吟辗转、奄奄一息，军国主义甚至妄图把东方国家也蹂躏于它的铁蹄之下。倘若过去的斗争能够产生出那么些献身于 Satyagraha 事业并力求让这一事业臻于完善的印度人，那么他们的贡献——在最真切的意义上——将不仅限于自身，而是泽及了总体意义上的人性。如此看来，Satyagraha 就是最高尚、最完善的教育。对于儿童来说，这样的教育不应晚于一般的读写教学，而是应当比这更早。毫无疑问，儿童在学会拼写字母、学习文字上的知识之前，就应当首先明白精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爱是什么，以及精神中潜伏着怎样的力量。孩子们应当懂得，在人生的斗争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爱战胜恨，用真理战胜谬误，用自我受难战胜暴力——这就是教育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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