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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故事的叙述者是否该把他朋友说这硬币是伪币的话当真?假如他是个比叙述者所想的更大的伪造者,那又如何?如果他是把真钱当成伪币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他这么做动机何在?假如他给了真钱却说这是伪币,这有没有改变礼物纯或不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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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里达说,一旦对方接受了,礼物就没有了——即便这礼物后来被拒绝了。承认的行为造成了礼物的毁灭。在这个故事中,请思考:乞丐接受硬币的行为有没有做到对礼物的取消,以及硬币是伪币这个事实有没有改变这个平衡?还有没有其他因素足以影响这硬币是否成其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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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om Rick Weiss, “Monkeys Control Robotic Arm with Brain Implants,”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2003, The Washington Post,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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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部分的作者是安妮·达西(Anne D’A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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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部分的作者是多米尼克·麦基维尔·洛佩兹(Dominic McIver Lopes),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杰出学者。最近他担任美国美学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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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Arthur Dantor,“art,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Humanities 4(198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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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From J. J. C. Smart,“Sensation and Brain Processes”,Philosophical Review 68(1959),pp.1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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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1230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Y 10020 Copyrigh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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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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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思想的力量》是根据Philosophy: The Power of Ideas (Ninth Edition)对旧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所做的增补和修订。增补和修订工作大体于 2014 年底完成。那一年的 11 月 30 日,围棋宗师吴清源在日本小田园逝世,享年 100 岁。写这篇译后记的时候已经是 2016 年 4 月。上个月 9—15 日,谷歌旗下 Deepmind 研发的围棋程序 AlphaGo 以 4∶1 战胜了人类代表李世乭九段。身为哲学工作者,理应让时代在这部书中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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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何为“思想的力量”,抑或哲学的力量?在本版书第一章中作者举出的例子有:小布什轰炸伊拉克时援引自由民主的理念;美国南北战争起于“奴隶制是否可取”这样的价值观冲突;冷战的阵营以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体系的差别为界——可见哲学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样的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人若是坚持从另一角度看问题的话,上述观点恐怕不足以说服他。我就曾经讲过哲学可比拟为周星驰剧中的“太阳能手电筒”,得有光的时候它才会亮——只有当生活世界本身发生了变革,才会援引某个“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由此看来,收拾伊拉克是为了巩固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南北战争起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集团利益,“冷战”中彼此冲突的与其说是信仰体系倒不如说是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资源汲取模式。不过,我这比拟是为了对治不那么接地气的哲学观;若要说上述这般“唯物”的解释至矣尽矣,怕是也不尽然。那么更真切的理解何在?把两个视角“辩证”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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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版《思想的力量》中,我的译后记以“想象力的枯竭,乃是万恶之源”作结。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提到:“每一条道路本身都既蕴涵着价值,也孕育着价值。重要的是批判的眼光,也就是说,践行一条道路的时候,不要对其余道路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同时要保持着对‘混沌’的敬畏和警醒。”所以这里的“想象力”易于被解读为批判力,我也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想象力”的内涵不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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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问题,就是我修订完本书新版之后心里犹有未惬之处;这两个问题彼此略有关联。所以在此稍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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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读《史记·商君列传》时,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说商鞅为秦行新法之初,秦民“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然而严刑峻法行之十年之后,国富民强,秦民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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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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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民对法令的评价从负面转向正面,却被商鞅定为“乱化之民”并放逐。当时我的理解是,对于政策、法令,无论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都是在对它进行价值判断;既然在作判断,那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对其根基即“政道”的反思。而在商鞅、韩非这一系的法家看来,这样的反思终究危险,有碍于政策通行。所以,即便是对新的政策、法令表示认可和赞同,也属于“乱化之民”,必须予以驱逐;直到“民莫敢议令”,才算是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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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莫敢”还不够理想,要是能够令人即使想表达异见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那才是永绝后患。这令人想起希腊电影《狗牙》中的新语言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为什么要这样重新学习语言?《1984》中有解释:“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以上都是虚构的作品,现实中更不乏例子:提起“农民起义”就条件反射地冒出“可歌可泣”,说到“地主”就联想到“剥削”——这就是多年的政治历史教育指望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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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控制思想是统治技术的一部分,这不就反证了“思想的力量”吗?“想象力的枯竭”,不就是统治技术指望达到的效果吗?然而在我修订本书的时候,读到一位名叫“始安公士或”的网友写的文章《商鞅变法的节奏感》,顿觉自己当年的眼界还是偏于文艺小清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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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者借助《史记》的《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梳理出长达二十年的整个商鞅变法历程。颁布于孝公三年的第一批新法中包含这样两项内容:一、分户政策,即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却不分家的,赋税翻倍;分门立户,就依法授予田宅。二、什伍连坐,即有人犯罪的话,同伍之人若知情不报就同罪,实名举报且非诬告者有奖。这是商鞅改革的一期工程,以改造乡村为中心,以建设新型基层行政组织和铺设法网为基本点。这就是商鞅变法导致秦国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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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掌握必要的背景知识。西周春秋社会是邑社经济体,西周“王土”只是虚拟的概念,实则以相对独立性较强的农村邑社(老子的“小国寡民”)为统治根基。在此情况下,诸侯国的君主对于底层不可能有很强的动员力和汲取力,集权也就无从谈起。随着生产力发展,邑社经济体衰亡,才催生了战国官社经济体——于是加强集权的客观条件出现了,集权理念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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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秦国在内的战国诸侯都是官社经济体制。各国变法追求的都是直接由国家“制土分民”,然而六国没能彻底瓦解控制乡村经济命脉的宗族豪强,无论是王室还是封君,都不得不依赖乡村势力维持统治。而秦国变法却能彻底瓦解宗族势力,乡村经济命脉被乡政府牢牢掌握,故能实现由国家制土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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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做到的?且看上述新法中的两项内容:分户政策,把大宗族拆分为个体小家庭,打破基层组织天然的有机性;什伍连坐,把原子化的乡民重组为新的共同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赤裸裸的相互监察。这两者都便于集权政府对基层的直接管理。再看上面引用过的文字:秦民“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是新法刚实行,数以千计的宗族豪强代表到国都上访。商鞅的反应是不为所动,搁置一旁冷处理。十年后,这些人享受到了国家集权奖励耕战的改革红利,又来称颂变法,却遭到商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豪强“乱化之民”尽迁于边城。冷处理是因为乡村改造刚刚开始,基层的统治基础还不牢固,没到收拾豪强的时机,这一点我当年读书时全然未曾注意。十年后,豪强已被架空,国家对于基层有了一定的动员力,当然就是时候把地方豪强势力清洗出局了。至此,传统宗族势力对乡村的控制,完全被国家直属的乡政势力所取代。至于我所看出的“控制思想”什么的,这效果或许是有,但并不是主宰局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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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秦国变法的二期工程被提上日程。迁都咸阳,脱离老世族盘踞的旧都。全面实行县制。享受军功爵位的耕战之士控制军界,学室栽培的文法吏与外来名士共同把持政坛,老世族势力逐渐淡出秦国的历史舞台。当然这些都不在本文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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