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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科学疯子确信我弄懂了，他总结道：“那么一旦传输结束，我就会折磨你们中的一人。毕竟，我不只是一个科学疯子，还是一个邪恶的科学疯子。我会折磨你们中的一人。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大度而邪恶的科学疯子，我会给你一个选择。告诉我，我应该折磨谁。由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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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再一次请你们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是你们遭遇所有的事情。我发现我想说：“当置换结束，折磨在这边醒来的人（谢利的身体，琳达的人格）吧。”所以，对我来说这就相当清楚了，我会在那边醒来，在琳达的身体里，因为发生的一切而感到害怕，因为琳达受到折磨而害怕，但至少会因为不是折磨我而高兴。这就是我思考这个案例时的直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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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试想一下，假如他确实折磨了在那边醒来的人，那个人就会想：“我是谢利·卡根。我怎么落到这个诡异的境地？我在想他是否真的可以……哦，疼，疼啊！不能再疼下去了！让它消失！”我当然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相比之下，如果这边的这个人受了折磨，也许会很恐怖，但是至少没人会私下想：“我是谢利·卡根，我感觉好疼。”所以，我希望是这边的这个人被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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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那种直观反应的含义。我一直在说我，谢利·卡根，会在那边醒来。因为，在置换意识后，我希望在那边的人是安全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人是我，即在琳达原来的身体里醒来的那个人。谢利·卡根原来的身体会留在这儿。因此，肉体并不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而人格才是关键。因为那儿的那个人将拥有我的人格——谢利·卡根的人格——我成长于芝加哥尔后成为一名哲学家的记忆，我希翼我的孩子会怎么怎么样，我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向妻子解释这件事，等等。简而言之，如果那儿的那个人将是我——而且这确实是我的直观感受告诉我的——那么我赞同的就不是肉体论，而是人格论，它给我们以正确的个人同一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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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直观反应是这样的吗？或者说，当你讲述这样一个涉及自己的故事时，你有相应的直观反应吗？我认为大多数的人都会。如果你也会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直观上觉得合理的是个人同一性的人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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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不同的案例。这是另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例子。疯狂科学家再次劫持了我和琳达。他告诉我说：“谢利，我有些消息要告诉你。我要折磨你。”我说：“不，不要！求你别折磨我！求你了，求你了，不要折磨我！”他思量了一下，回答说：“嗯，要知道，我在做疯狂的科学实验。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要折磨你。不过我是个大度的科学疯子，在我折磨你之前，我会让你失忆。我要将你大脑的记忆完全清除，这样你就记不得你是谢利·卡根，也记不得你是在芝加哥长大或者决定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有你结婚生子的事了。事实上，我不仅会清除你的记忆，还有你所有的欲望、信仰、目标和恐惧，一切都会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我折磨你之前，你将完全丧失记忆。这感觉好点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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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没有感觉好点儿。我依然会被折磨，现在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我不仅会被折磨，还会失忆，根本没有任何安慰。“好了，”他说，“我让你好过点儿。我清除你的记忆之后，在折磨你之前，我会让你发疯，然后让你相信你就是琳达。我一直在研究她，她就在实验室的远远的另一端。我一直在观察她的脑电波，研究她的心理，现在我知道她所有的信仰、欲望和记忆。我将把这些传给你，我会迷惑你，让你相信自己是琳达。你将拥有琳达在宾夕法尼亚长大的记忆，你会记住她的家庭，而且像琳达一样，你想成为一名深海潜水员，等等。你会想，‘哦，我——琳达——在这儿了，又一个棘手的情况’。之后，我才会折磨你。现在开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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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现在不开心。首先，我还是会被折磨；其次，我会失忆；再次，他要让我发疯，迷惑我，让我以为自己是琳达。这完全没有任何安慰作用。“好，”他说，有点恼了，“你真是不可理喻，只能这样了。你发疯后我会迷惑你，让你以为自己是琳达，然后我会对琳达做一样的事情。我会清空她的大脑，让她发疯且相信自己是谢利·卡根。我会给她你的记忆、信仰和欲望。这样我折磨你总该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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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行。他要让我受折磨、失忆和发疯就够糟的了，让另一个人也同样失忆、发疯，实在好不到哪里去。不管怎样，我还是不想让他折磨我！如果他一定要折磨谁的话，我宁愿他折磨她。我知道，这样想不是很好，但是在无法同情别人的状况下，这确实是我的反应。不要对我这么做，对她；不要折磨我这个身在这儿的人，折磨身在那儿的人，不幸的是，她会疯狂到以为自己是谢利·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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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思考第二个案例时的直观反应。而且我猜，如果你来讲述这个涉及自己的故事，也会有同样的直观反应（或者说，相应的直觉反应）。但是，思考一下这对个人同一性理论的意义。我并不想让在这儿醒来的人被折磨，因为我认为那会是我自己。但这个人如果是我的话，那么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不是人格。毕竟，在这儿醒来的人不会有我的人格，即谢利·卡根的人格。是的，谢利·卡根的人格会到那边去，留在这里的不是谢利·卡根的人格，而是他的肉体。如果我不希望在这儿醒来的人受折磨，就意味着我当然相信个人同一性的肉体论。所以，要追踪某个人，你要追踪的是其肉身，而不是人格。（即使疯狂的科学家置换了我们的人格，他折磨的依然是我。）这是我思考第二个案例时的直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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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一些麻烦了。当我们思考第一个案例的时候，直观反应似乎认为人格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但是当我们思考第二个案例的时候，直观反应貌似又说肉体才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的两种直观反应互相矛盾。至少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思考两个案例时确实有那样的反应。所以，我就遇到了一个哲学问题：针对同一个问题，两个不同的案例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同样相反的直观反应，那么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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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问题比上面提到的还要严重。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的话，就会看到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同一个故事被讲了两遍。毕竟，两个案例中，在各种意识清除和置换操作之后，折磨开始之前，在这边醒来的都是谢利·卡根的身体和琳达的人格，在那边醒来的都是琳达的肉体和谢利·卡根的人格。然后我们被问到，希望这两种最终产物谁受折磨？其实，完全是同一个方案。我只是把故事说两遍，强调不同的元素来操纵你的直观感受，但它们完全就是同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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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不可能在一种情况中我们该追踪肉体，而在另一种情况中我们该追踪人格。这不可能是对的！如果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故事，这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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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明白这些非常困难。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直观反应，我们要选择相信其中一个，有什么样的理由呢？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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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有趣的提示：在这两个案例中，我的反应就好像肉体论和人格论是脱节的，因为两个人的身体都保持原位不动，而人格被置换了。但是有可能这并不正确。毕竟，我之前曾提议说最好的肉体论版本可能是大脑论，在这个理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躯体发生了什么，而是大脑发生了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当疯狂的科学家把我的人格装进琳达的身体时，他必须调整琳达的大脑，让它更像我的大脑。那么，搞不好在这个过程的最后，真的是我的大脑在那边，在琳达的体内！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格论和肉体论（至少是肉体论的大脑版本）应该一致认为我会在那边醒来，带着我的人格和大脑一起。那么，这可能给我们以理由去支持如下的结论：我在两种案例中都移动了——因为在两种案例中我的大脑和人格都被移动了——这证明了两种直观反应中，第一个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个提示说明当我思考第二个案例的时候，我过于在意我躯体的位置，对大脑的位置关注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不再考虑第二个案例中产生的直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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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趣的提示。但是我认为它是错的！我认为说我的大脑被移动了，这并不正确。假若你问我：置换意识之后，谢利·卡根的双腿在哪儿？它们仍在这儿。我的心在哪里？还在这儿。那么同样，我的大脑在哪儿？也还在这儿。毕竟，疯狂科学家做的并非是打开我的颅骨，把我的大脑取出来。不是的，整个过程是电子传输的。他没有换掉琳达的大脑，他只是改变了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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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类比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想一想计算机和保存在该计算机上的程序及文件之间的区别。某个人的人格有点像某种特殊的程序和数据文档。疯狂科学家做的实际上是完全清除了琳达硬盘上的内容，然后从谢利·卡根的电脑上下载了各种程序和文件，但是中央处理器和硬盘不变。在我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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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传输之后，琳达的大脑确实在某些重要的方式上跟谢利·卡根的大脑（传输前）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我们问谢利·卡根的大脑最后会在哪儿，答案仍旧是在这儿，它一直在的地方，而不是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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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们的故事里，身体的确是原地不动的（包括大脑），而人格是移动的。因此，两种个人同一性的理论，即肉体论和人格论，在关于哪个最终产物是我的问题上的确有分歧。但问题是，当我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确切来说，这取决于我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尽管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二者看起来完全是同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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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这样的。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思考这“对”案例并非真的那么有帮助。如果我们要在肉体论和人格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不同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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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对立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另一个独辟蹊径的方法是以反驳人格论开始的。这个观点认为人格论似乎存在某种我们无法接受的含义。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舍弃人格论，转而接受肉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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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如下（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根据人格论，某个人是我取决于他是否有我的信仰、记忆等。比如，我相信我是谢利·卡根，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当然，我并不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那么让我们戏剧化一点儿，来想一下拿破仑。或许你读过这种故事：时不时就会有个疯子认为自己是拿破仑。想象一下，现在密歇根精神病院里有个人有了这个想法：“我是拿破仑。”那么，反驳观点是：显然这个人只不过是疯了，对吗？他不是拿破仑。他是大卫·史密斯，在底特律长大，疯狂地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但是，根据人格论的说法，他真的就是拿破仑，他有着拿破仑的信仰和人格。所以，这一反驳的结论是：因为这样说很明显是不对的（他不是拿破仑），我们应该否定人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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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那么快下结论。人格论并没有说一旦某个人拥有我全部人格里的一个元素就是我，拥有同一个信仰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你看，我们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这不足以让别人成为我。当然，相信“我是拿破仑”是一个更少有的想法。我假定你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当然也没有。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这么想，密歇根的大卫·史密斯也这么想。但是，那又怎样呢？根据人格论，一个想法，甚至一个非常罕见的想法，也不足以让某人成为拿破仑。要成为拿破仑，你必须要有完全相同的全部人格，也就是一个非常大且复杂的想法、欲望、野心和记忆的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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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史密斯没有那样的合集。密歇根精神病院里的大卫·史密斯没有当皇帝的记忆，没有征服欧洲的记忆，也没有战败、流亡厄尔巴岛的记忆。他完全没有这些记忆。而且，拿破仑说法语，可大卫·史密斯不是！诸如此类，拿破仑所有其他的记忆、信仰、欲望、目标和打算他都没有。简而言之，大卫·史密斯并非真的拥有拿破仑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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