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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偏向肉体论看似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人格论无法解释人格复制的情况，但肉体论根本无须解释，因为肉身不能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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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肉体论者可能会这么说。可真是这样吗？肉体论真的不存在复制的问题吗？肉身真的不会也不能分裂吗？这里的关键词当然是“不能”。毕竟，人格在现实中也不能分裂。尽管我之前一直在讨论科幻小说的例子，其中人格确实是可以分裂的（以至于最终拿破仑的人格出现了两个精准的副本），这个例子的确只能在科幻小说里出现。如果使用科幻小说去思考人格分裂的可能性是正当的，那么用这种方式去思考肉体分裂的可能性也就是正当的了。我们来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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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熟知一些低级生物的肉体分裂。毕竟，阿米巴变形虫就会分裂。（当然了，阿米巴虫是一种特殊的单细胞有机体。）假如你有一只阿米巴变形虫，它活着，在某一时刻它开始分裂，它大体上是将自己拉开的（我不会去阐明生物学细节）。它将自己的两个半身拉得越来越开，直到——嘣！——原有的一个细胞成了两个细胞，阿米巴变形虫分裂了（见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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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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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肉体跟阿米巴变形虫不同，不可以裂殖。但是，也许生物学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想象一下，明天我翻开《耶鲁每日新闻》，看见“耶鲁阿米巴研究中心”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家发现了如何以阿米巴变形虫的方式复制和分裂人类的身体，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质问肉体论，它要怎样应对这种情况。它该怎么处理肉体分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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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先不探讨这个例子，让我来介绍一个稍微不同的情况，这个例子在哲学文献中已被讨论过了。当我们讨论肉体论的时候，请回想一下，我说过，肉体论的最佳版本实际上并不需要拥有整个身体，只要有一样的大脑就足够了（“追踪大脑”）。但我们进一步推论说，也许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整个大脑，只需足够的能装下人格的大脑就行了（不管要多少）。最后，我让大家假设——实际生活中貌似并非如此——只要大脑的一个半球就够了。想象一下大脑的冗余部分足够大，即使你的右脑被毁坏，左脑的容量也足够保存所有同样的记忆、欲望、信仰等。当然，同样地，如果你的左脑遭毁坏，右脑也足够用。显然，这就意味着我要讲的不过是另一个科幻故事。但不管怎样，它思考起来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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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设下周我会遭遇一个可怕的事故。我的身体受到毁灭，但是他们继续维系我大脑的生命，给它供氧，这样就可以用我的大脑和一些备用的躯体做极端的移植手术。（那些肉体打哪儿来呢？也许有些人——史密斯和琼斯——他们得了极为罕见的脑病，大脑突然液化。因此现在我们有两具备用的躯体可以使用。）不幸的是，脑移植手术失败率很高，因此为了谨慎起见，医生把我的大脑一分为二，将每个半球移植进不同的体内，他们认为这样能让我的存活率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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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思路。图中央的是我，即谢利·卡根。我身体的大部分都盖在那个大叉下面，以表示我的身体已经被毁坏了。当然，颅骨里是我的大脑，至少这是大脑在移植之前待的地方。好了，下面一组外科医生取走了我的左脑，将其植入了琼斯的体内，如图的左侧所示。与此同时，另一组医生取走了我的右脑，将其植入史密斯的体内，如图右侧所示。两队医生都连接上了相关的“线路”（神经元、静脉、动脉等），然后他们开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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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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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手术大获成功！真是极大的成功，两个“最终产物”都醒了过来。拥有琼斯的身体、谢利·卡根的左脑的那个人醒了过来，拥有史密斯的身体、谢利·卡根右脑的那个人也醒了过来。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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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以某种中立的方法来讨论这些人，因此让我们给两个最终产物命名，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把有谢利左脑的人叫作“小左”，把有谢利右脑的人称为“小右”。当然，我们要做的是分辨出小左和小右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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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大获成功，小左和小右都醒了。由于我们假定两个半脑都足够支撑我的人格，所以小左和小右都有了我的人格！因此，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他们都记得（或类记得）在芝加哥长大，都相信自己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还都想写完下一本书。诸如此类，他们拥有我人格的所有元素，都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但我们要问的是：按照肉体论的说法，哪一个才是谢利·卡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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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哪些可能性呢？一个可能性当然是说小左是谢利·卡根，小右不是；小右不过是个被迷惑的冒充者。但是，肉体论没有提供一个如此选择的理由。当然，小左确实得到了谢利·卡根的半脑，而且这样是“足够”的（也就是说，足够拥有谢利·卡根的人格），但小右也得到了谢利·卡根大脑的一半，似乎那也足够了。我们没有理由说小左是谢利·卡根而小右不是。当然，同样地，肉体论也没有提供理由，让我们认为小右是谢利·卡根而小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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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余的可能性又有哪些呢？我想我们可以试着说他们都是谢利·卡根。那么，谢利·卡根继续快乐地生活着，不过现在他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快乐地生活了。毕竟，肉体论者会说，我的大脑有足够多的部分继续活着，只是现在它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继续活着；而只要拥有我大脑足够多的部分就足以成为我。所以，从现在起，谢利·卡根，这一个人，同时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假设小左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小右搬去了佛蒙特州，那么从现在起，谢利·卡根就身在两个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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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们可以那么说，但它看起来就是不太对。记住，现在的说法不是有两个人，他们很相像（非常像原来的谢利·卡根），但不是同一个人。不是的，现在的说法是小左和小右都跟谢利·卡根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们完全是同一个人。根据这种说法，只有一个人从这场事故中存活了下来，即谢利·卡根，只是他现在可以同时处在两个地方。这样的结论看起来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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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肉体论者还能有什么说法呢？也许我们应当说小左不是谢利·卡根，小右也不是。谢利·卡根在那个离奇、恐怖的事故中死了。尽管我们现在确实有两个人，小左和小右，每一个人都有半个谢利·卡根的大脑，以及谢利·卡根所有的记忆、信仰和欲望，但他们都不是谢利·卡根。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这似乎是选项中最能让人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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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说了，那么我们就摒弃肉体论了。因为肉体论毕竟说的是，要成为谢利·卡根，只要有足够的谢利·卡根的大脑就行了。在我们设想的例子中，小左和小右都有足够的谢利·卡根的大脑。如果我们断定他们谁都不是谢利·卡根——看起来这的确是最好的说法——那么我们就摒弃了肉体论！或者，稍有保留地说，基于我们目前讨论的情况，我们摒弃了肉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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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看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在我看来，目前对于肉体论者来说，只好添加——这毫不令人惊讶——禁止分支的规定！肉体论者要说：“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就是要拥有同样的身体，即同样的大脑，即足够多的大脑以保证人格得以延续，但条件是没有分支，没有分裂，没有相应的竞争者。”（我们又可以用“人格阶段”来更加精确地阐释这个条件，但这里就不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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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讨论的例子在哲学文献里被称作裂变案例（因为有点像核裂变，一个大原子分裂成两个原子）。那么，假如肉体论增加了禁止分支的规定，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裂变的情况发生，就违背了禁止分支的规定。大脑分裂了，因此小左和小右都不是谢利·卡根，尽管他们都有足够多的我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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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下与之相反的普通、平凡的例子。为什么现在的我和上周写这本书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呢？因为在我颅骨里的大脑（我看不到它，但我知道它在那儿！）跟上周写这本书的那个人颅骨里的大脑是同一个大脑。而肉体论让我们去追踪身体，尤其是大脑。在通常情况下，这就够了。但是，在特定的裂变情况下——分裂发生——光有足够量的大脑是不够的，所以小左和小右都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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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来改进肉体论，增加禁止分支的规定的话，那么这就是肉体论的看法。然而，这也恰好将我们带回已知的问题，即禁止分支的规定本身似乎就不合直观反应。如果我们最终接受了禁止分支的规定，那么我和上周写这本书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就取决于——在我无从知晓的情况下——周末是否有人移走了我的半个大脑，然后把它安在其他人的躯体上，对此事并不知情的我就被复制了。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据禁止分支的规定，如果有人移走了我的半个大脑，然后扔了它，那么我还是会跟上周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人；然而，如果他将其成功地植入另一个身体，我跟上周写这本书的人就不能是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是谁怎么能跟数里之外某一部分大脑的状况有关呢？同一性应该是一种内因的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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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无法接受禁止分支的规定，那么作为一个肉体论者，你就陷入麻烦了。你遇到的麻烦跟人格论者一模一样。两种理论在涉及分裂的情况中都面临了一个问题，两种理论都可以通过设定禁止分支的规定来避免该问题，而且两种理论都得承认，禁止分支的规定确实不那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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