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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有35亿女性。一名女性能有多少卵细胞?我们将发现,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取近似值。一名女性每年大约排出12个卵细胞,大概持续30年。这就是每个女性排出的卵细胞数量。实际上,在做完这个计算后,我发现可能的卵细胞数量远远高于这个。女性大概会在其生育期内排出这个数量的卵细胞,但我推测,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细胞本可以成长为卵细胞。所以,潜在的卵细胞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但用这个数字来计算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30年时间,一年12个卵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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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男性,大约有35亿人。每个男性能够产生精子的时间更长。我们这里就取个大概数字,他的生育时间为50年。男人一天能做多少次爱?显然不止一次,但我们保守一点儿,就当一天一次。这就是50年乘以一年365次。男人每次射精都射出很多精子。有多少精子?很多。碰巧,我有次查了一下,取一个大概数字,男人每次射出大约4000万精子。我们需要将男人一辈子射精的次数乘以这4000万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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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们考虑了现存的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请问:有多少可能的卵细胞和精子的结合?这会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能制造出多少可能的人。当然,其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出生,但我们要的是这些可能出生的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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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可能的人?这里是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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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亿名女性×每个女性排卵30年×每年排12个卵细胞×35亿名男性×每个男性生育期50年×一年365天×每天4000万精子=大约30万兆京个人(3×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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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做了大量的估算,包括最后一步计算中,但在这个非常粗略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有30万兆京个可能的人,即3×1033。大致说来,在这下一代人里,我们就会有这么多可能的人;但很显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以出生。关键的是:如果你要为拉里感到遗憾,你必须为每一个可能的人感到遗憾,每个本来能出生却从未出生的人,也就是说,那3×1033个可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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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实际上我们仅仅做了一点儿表面研究。现在,我们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人,并考虑所有他们可能有的孩子。我们用起初的70亿人算得了这个数字。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计算有多少可能的下下一代的话,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数字!(总数大约是5×1066,即500万兆京垓个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同时让所有这些人都存在,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人。而且,这只是两代以后的数字!如果你算到第三代,所得到的数量将会比已知宇宙中的粒子数量还多。到第四代人就更多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想想本可能存在却从未出生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将会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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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假设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即使你从未真正存在,事物也会对你有坏处,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无数个万亿可能的人从未出生简直太悲伤了,因为他们都被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如果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些未出生的可能的人,其困境就是一个动摇人心的道德悲剧。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道德恐慌,也根本不能与这些从未出生的可能的人的损失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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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能说的就是,我没有被这个道德灾难吓到。对于这数不清的万亿人的损失,我没有感到痛苦、悲伤和惊愕。但如果我们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并诉诸剥夺解释理论来解释死亡的坏处,就不得不承认那无数个万亿没出生的人是一个难以形容的道德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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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认为那是一个道德悲剧,就只有通过回到存在性必要条件来避免这个问题。不过当然,如果回到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回到了伊壁鸠鲁的论证:当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复存在,所以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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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真的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哲学困境里,不是吗?如果我接受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得到这个论点,即死亡对我来说没有坏处,这相当惊人,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我可以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继续坚持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的观点。但是,如果我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不得不承认拉里和那无数个万亿人被剥夺了生命。这看起来不可接受。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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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用任何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不得不为那无数个万亿未出生的人感到遗憾。这似乎难以接受。如此看来,我们需要某个存在性必要条件;但是一旦引入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最终只有说,死亡对我并没有坏处,因为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这似乎也难以接受。但没准我们一直曲解了存在性必要条件。这件事也许并没有我们意识到的那么复杂。或者以稍微有所不同的术语来分析,我们就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版本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一个激进的和一个稳健的版本,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假设了激进的版本,而稳健的版本则会让我们避免不可接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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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想法,所以我建议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存在性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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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modest):只有你在某时存在过,那个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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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bold):只有你和那个事物同时存在时,它才会对你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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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存在性必要条件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稳健的版本之所以稳健,是因为它要求少,它只要求你在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激进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增加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条件,它要求你和对你有坏处的那个事物同时存在,它才会对你产生坏处。这里就有了一个同时性的条件。如果某事对你有坏处,你必须在有坏处的那个事物发生之时也同时存在。这就比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更加苛刻,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不需要你和不好的事物同时存在,只要你某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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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接受这个激进的说法,即只有你和那个坏事同时存在,它才能对你有坏处,那么死亡就不能对你有坏处,因为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存在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结论不可接受。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一切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只要你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你不需要和那有坏处的事物同时存在。当然了,我确实在某个时间存在——毕竟,我现在就存在着。所以,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诚然,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但没关系,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并不要求我和对我不好的事物同时存在。激进的版本要求这样,而稳健的版本不需要。所以,根据稳健版本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说,死亡对我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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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关键的是,稳健的版本没有说不存在对拉里是有坏处的,因为拉里根本就没存在过!拉里从未存在过,他甚至根本就不满足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所以,不存在对拉里或者数不清的万亿个未出生的人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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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完全抛开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无数个万亿人的不存在是有坏处的。这个结论看来无法接受。但是,在激进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下,我们就不得不说,死亡对我没有坏处。这似乎也无法接受。相反,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能说,不存在对拉里没有坏处,但死亡对我有坏处。因此,最合理的立场似乎就是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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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说,为了使某事对你有坏处,你必须在某个时刻——这个时刻或那个时刻——存在,你必须至少短暂存在,才可以加入到我们所谓的“俱乐部”中去,即由我们在道义上在乎和担心的人组成的俱乐部。为了加入这个俱乐部,你必须存在一段时间(过去、现在或将来)。但一旦你加入了这个俱乐部,某些事情就会对你有坏处,即使你并不恰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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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就可以说,拉里的不存在并没有坏处,因为拉里没有加入这个俱乐部。为了加入让我们怜悯的那个俱乐部,你必须在某个时刻存在过。但拉里和数不清的万亿个潜在的人从未真正存在过,不满足这个“存在一段时间”的条件,所以我们没必要为他们感到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会为上周去世的10岁孩子感到遗憾,因为他确实存在过,即使只是很短暂地。这样的孩子可以归入这个我们为之遗憾的俱乐部。他不能继续活着对他有坏处。(想想如果他还活着,他可以得到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所以,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让我们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似乎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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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即使是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也蕴含着违背直观反应的含义。以某个人的生命为例,假设某人寿命很长,自出生起活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直到90年,多么圆满的一生。现在,想象一下,我们提出下一种可能:他不是活了90年,而是寿命稍短一点儿,比如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们让他在50年后死去,而不是他本来可能拥有的90年寿命。当然,这对他来说是更糟了——只活了50年,而不是80年或90年。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就可以说,不管他活了50年还是90年,毕竟他确实在某时某刻存在过,所以他失去了40年本来可以拥有的寿命,这件事对他有坏处。好,这样就给了我们想要的答案,这个答案并不违背直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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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象一下这个人没活到50岁,他只活了10年或20年以后就死去了,这就更糟了。想想,如果他没有这么年轻就死去的话,他将得到更多额外的美好事物。如果我让他在20年后就死了,而不是50年或90年后,我就把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接下来,想象一下,我让他只活了1年就死去,这就更糟了。这些都符合人的直观反应:生命越短暂对他来说就越坏,他的生命中被剥夺的美好事物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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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90年的寿命,还不差。50年的寿命,有点糟。10年的寿命,更糟。1年的寿命,更糟。1个月的寿命,更糟。1天的寿命,更糟。1分钟的寿命,更糟。1秒钟的寿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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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象一下,我不让这个人曾存在过,那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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