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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哪些可选的可能性呢？当然，一种可能性是绝对认同卢克莱修，即在我出生之前的永恒不存在没有坏处。那么，同样地，在我死去后的永恒不存在也没有坏处。尽管这样选择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就得认同，死亡对我来说没有坏处。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即完全同意卢克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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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性是部分认同卢克莱修。也许我们的确需要同等看待这两种永恒的不存在，但除了卢克莱修的说法，即“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没有坏处，所以死亡后的永恒不存在也没有坏处”；相反，我们也许应该说，我们死后的永恒不存在有坏处，那么我们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也一定有什么坏处！也许我们应该坚持剥夺解释理论，不要对它丧失信心。剥夺解释理论告诉我们，在我们死后的这段时期，不存在对我们有坏处，因为但凡我们没有死亡，就仍可以享受生命中的美好事物。那么，同样地，也许我们应该说，在我们存在前的这段时期，不存在对我们有坏处。毕竟，我们此时存在，就能够享受生命的美好。所以，也许卢克莱修对在他告诉我们必须把两个时期一视同仁，但他错在认为两个时期都没有坏处。我们也许应该认为两个时期都是有坏处的。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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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可能性吗？我们可以说，当卢克莱修指出有两个自我不存在的时期，而不是只有一个时，他是对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区别看待它们。搞不好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轻重有别，它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看重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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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哲学家想以这最后一种可能性为突破口。他们说，我们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在意我死亡后的永恒不存在，而不在意我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是站得住脚的、是合理的。当然，随后的困惑指向了是否存在一个差异，它能证明对于这两个时期而言，我们有理由区别对待。说我们有理由区别对待这两个时期，这很容易；但其中的哲学挑战是，如何指出能够解释或提供合理理由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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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见的回应如下。考虑一下我死后的时期，彼时我不再活着，我失去了我的生命。相比之下，在我出生之前的时期，尽管我不是活着的，但我没有失去我的生命，因为我还不曾有过生命。当然，你无法失去一些你从未拥有的东西。所以，死亡后的不存在包含损失，而出生前的不存在没有损失。因此（论证如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更在乎死亡后时期胜于出生前时期会更合理，因为一个涉及损失，另一个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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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回应。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回答。当然，死亡后的时期涉及损失，而出生前的时期没有，这是说得通的。毕竟，根据“损失”的定义，要失去某样东西，你必然是没有了你之前曾拥有的东西。鉴于这个定义，自然可以确定死亡后的时期涉及损失，而出生前的时期没有。毕竟，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出生前的时期，尽管我没有生命，但我之前也未曾拥有过生命，所以我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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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事实在出生前的这段时期也说得通，即我没有生命，但我将要获得生命，我还没拥有我将来会拥有的东西。而死后的时期不一样，死亡后我就失去了生命，但这一时期，我不会没有生命，然后在未来得到生命。所以，死后这段时期跟出生前的时期并不是很像：在死亡后的时期，我没有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即我还没获得我将会拥有的东西。这是一个有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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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词可以表示这个状态——你还没获得你将拥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损失，但又不是很像损失，我们称之为“或得”（schmoss）吧。当我失去了某样东西时，那么，我没有拥有它，但我之前曾拥有它。当我“或得”某样东西时，我还没有拥有它，但我将会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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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在死亡后的时期，我们失去了生命，但没有“或得”生命。而在出生前的时期，我们没有失去生命，但“或得”了生命。现在，作为哲学家，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更在乎生命的损失，而不是生命的“或得”？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事物，要比无法拥有我们可能拥有的事物更糟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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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两个对等的概念，因为我们有“损失”这个现成的词，而没有“或得”这个词。但这什么也解释不了，只是指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更在乎失去我们之前拥有的东西，而不在乎我们将会拥有的东西呢？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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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提出了各种观点，来解释我们对待这两个自我不存在时期的态度差异。其中一个来自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20内格尔首先指出，想象寿命更长这种可能性是轻而易举的。假如我享年80岁，也许我被车撞了。然而，试想一下，如果这时我没死，我会继续活到90岁甚至100岁。这看上去确实也很有可能，即使事实上我将在80岁时死去。事实上，我将在80岁死去是一个偶然事实（contingent fact），不是一个必然事实。所以，我很容易想象自己推迟死亡而活得更久。这就解释了当我的死亡来临时，为什么我会感到难过：我本可以活得更久，让死亡来得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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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内格尔指出，如果我要为我出生之前的不存在感到难过，那我必须想象自己再早些出生，从而活得更久。这可能吗？我出生在1954年，那么我会为了自己不是在比如说1944年出生而难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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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内格尔认为，我不应该为我不是在1944年出生而难过，因为事实上，让我早些出生是不可能的。我的死亡日期对我来说是偶然事实，但我的出生日期不是偶然事实。好吧，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可以稍微改变出生的时间，也许是通过早产或剖腹产之类的方式让我早些出生。当然，严格来说，关键时刻是我开始存在的时刻。让我们假设这是卵细胞和精子结合的时刻。内格尔的想法是，这不是我人生中的偶然时刻，而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基本（essential）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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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我们无疑能设想我们的父母早十年发生性行为，不是吗？当然可以。但请记住，如果他们早十年发生性行为，那就会是不同的卵细胞和不同的精子结合，所以就不会是我。那将是我另外的兄弟，凑巧的是，他们从没出生。很明显，我的其他兄弟姐妹可能在1944年存在，而我不会在1944年存在。我们想象中那早些出生的人不会是我。内格尔指出，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可以说“如果我早点儿出生”，但这句话不是真的指向了一个形而上意义的可能性。所以，为你开始存在前的不存在而感到难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无法因早些存在而活得更久。（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你可以晚些死去从而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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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说，这个建议很诱人，但我认为这个答案不完全正确。或者至少说，它不能完全作为解开卢克莱修之惑的答案。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无疑可以想象早些存在的可能性。假设有一间生育诊所，储存了一些精子和卵细胞。他们让它们冻结，直到准备使用它们之时。然后他们在2025年解冻了一双，让卵细胞受精，并且那个人最终出生了。在我看来，那个人就完全可以说，他本可以早些存在。他可以回顾说，如果他们早十年将孕育自己的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在一起，自己就可以早十年存在。那个人不会是他的兄弟姐妹，正是他。毕竟，那是相同的精子和卵细胞，孕育出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如果他们早十年结合这对精子和卵细胞，他就会早十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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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正确的——那么内格尔说早些出生不可想象就错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然而，即使我们构想出这样的人，这种生育所培育出的后代，然后问：“他们是否会为没早些出生而难过？”似乎大多数人仍然会说：“不，当然不会。”所以在我看来，内格尔的答案还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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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来自另一名当代哲学家弗雷德·费尔德曼。21如果我说，“要是我晚些才死去”，那么我是在设想什么？假设在2034年，当我80岁的时候，我被车撞了。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果我当时没死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什么呢？我想是这样的：我不仅活到了80岁，我们还可以想象我活到了85岁或90岁。我们在想象更长的寿命。当我们设想我晚些死去时，就会想象我的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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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说“要是我早些出生”时，我在设想什么？根据费尔德曼的说法，你想象的不是活得更久，你只是将整个生命向前平移，让它早些开始。毕竟，如果我让你想象自己在1800年出生，而不是你实际出生的那年出生，那么没有人会想：“如果我出生在1800年，我还活着，我将有200多岁！”相反，你会想：“如果我出生在1800年，我会在1860年或1870年左右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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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设想早些出生的时候，并没有想象更长的生命，只是更早的生命。当然，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早些出生，生命也没什么更好之处，所以你没必要为你没有早些出生而惋惜。但与此相反的是，当我们设想自己晚些死去时，并没有把生命向后平移。我们没有想象晚些出生，然后保持相同的寿命长度。不，我们想象的是更长的生命。费尔德曼说，难怪你在乎死后的不存在，而不在乎出生前的不存在。当你设想晚些死亡时，你就是在想象更长的寿命，更多生命的美好；但当你设想早些出生时，你没有想象你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你只是在想象生命于不同时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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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认为这可能是对卢克莱修之惑的完整回答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这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个人可能认为，如果他早些出生，他本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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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下周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有一颗小行星将要撞击地球，毁灭一切生命。假设它将在明年1月1日撞击地球，现在有一个目前30岁的人。这个人自思自忖，自己只活了30年，如果他早10年出生，在死去前他就会是40岁，而不是30岁；如果早20年出生，那他会是50岁，而不是30岁。在我看来，这个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就能找到一些案例，其中早些出生确实使得生命更长，而不只是做生命的平移。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我们可以想象往“出生前”的方向延伸，而不是往“死后”的方向延伸，从而拥有更长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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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确定。当我想到这个小行星的例子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也许一视同仁是正确的。说不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出生前的不存在和死亡后相应的不存在是一样有害处的。说不定费尔德曼是正确的，他认为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思考更早出生时，我们只是在平移而不是延伸生命。但是，一旦我们谨慎地报告了一个案例，其中提早出生对我来说意味着真正的更长的生命，那么我没更早出生确实是有坏处的。（费尔德曼可能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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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对卢克莱修之惑做出了回答，他是另一个当代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回顾一下，即使出生前的不存在不涉及损失，但它涉及了“或得”。所以，如果我们能解释为什么损失比“或得”更糟糕，这似乎对于我们的讨论将有所帮助。为什么比起后者我们更在乎前者？实际上，帕菲特的想法是这并非22出于随心所欲的偏好；相反，这是整体模式的一部分，即相比过去，我们更在乎将来。这是人文关怀的深层现实。我们面向未来，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与此同时，却不挂念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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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菲特有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他让你想象自己患上了重病，这病会让你丧命，除非你做手术。所以，你必须做手术。不幸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手术，我们不能给你麻醉。你必须一直保持清醒，也许是为了告诉医生：“是的，这里痛。”在手术过程中你必须醒着，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此外，我们又不能给你止痛药，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告诉医生哪里在痛。简而言之，在你受折磨时，你必须保持清醒。当然，这仍然是值得的，因为这将治愈你的病痛，让你活得更久。但在手术期间，你会痛得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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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不能给你止痛药，也不能麻醉你，因此我们能做的是：手术结束后，我们会给你一种强效药，它会引起局部失忆，抹去你最近的记忆。你不会记得任何有关手术的事，特别是你不会再回想起这段被折磨的可怕记忆，所有这样的记忆都会被抹去。实际上，过去24小时的所有记忆都会消失。总之，你将接受一个可怕的痛不欲生的手术，其间你要保持清醒。但手术后你可以服用让你彻底忘记手术痛苦的药物，实际上，你会忘记这一整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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