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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请注意，如果我们接受保守的观点，还需要重新审视永生价值的问题。即使你倾向于同意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观点，即永生对你有坏处，但现在我们意识到威廉姆斯所说的只是永生的生命内容，如果我们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这个问题就有待商榷了。可以想到的是，我们同意威廉姆斯的说法，认为生命内容总体上不可避免将是负数，但依然坚持认为，尽管如此，这个数值还是会被你还活着这个事实的数值所超越。那么，或许永生两相权衡后还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取决于永生的生命内容有多糟糕。如果你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并且生命内容足够糟糕，那么其得出的结果仍然可以超越生命价值的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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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理想价值容器理论的支持者会说，就算威廉姆斯说对了，永生会成为一场噩梦，这并不重要。即使永生变得可怕、沉闷、乏味透顶或更糟，但不要紧，活着本身的价值会超越它，所以你活着总是更好的。不管生命内容有多可怕，活得越长久总是更好的。显然，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看来，永生确实会是一件好事，死亡总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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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已经说过，我认为理想价值容器理论并不合理。因此，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忽视永生的生命内容最终会变得有多糟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即使我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我仍然倾向于认为，不管活着本身给我们带来什么正面的价值，它最终也将被永生的生命内容相加得出的负数所超越。也就是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总的来说，永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终都会变成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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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是这样，我还是想说我们终有一死是一件好事，因为永生最终是可怕的。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个立场不排斥我仍认为死亡可能来得太快的看法，即我们依然有可能在生活变得糟糕之前死去。也许在我们死去时，接下来活个10年或者20年或者500年，仍将对我们有好处。“事实上，死亡来得太快”这想法与“永生是坏事”的想法是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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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需要回顾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区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永生的生命最终会有坏处，那么，我们便必须摒弃极端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每一个未来都必定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到，一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事实上，在既定的实际生活中，总的来说，多活几年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我们身处其中的实际生活来说，死亡总是来得太快。（诚然，考虑到他们认为死亡总是来得太快，“乐观主义者”这称呼或许不太准确；但他们认为接下来的生命总是美好的，就这点看来，他们是乐观主义者。）相反，悲观主义者会说，死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从不曾来得太早，未来的一段生命总是不值得一过的，虚无比拥有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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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什么样的生命是值得的，我都对温和派更有共鸣。我认为这表明，对于我们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来说，死亡来得太早。但我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因生活的痛苦而备受摧残、无力承受、饱受磨难（没有恢复的明朗迹象），继续活着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赐福。然而，不管这有多常见或多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实际上没有来得太早。事实上，有时这种活着是可怕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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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第十三章 死亡的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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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死亡剥夺了我们本该拥有的美好事物。因此，当它对我们有害时，这是它的主要坏处。当然，我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说的是，死亡剥夺了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事物。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些人可能希望略微修正一下这种说法，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生命本身也可以是美好的。不过，抛开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概括为：死亡的主要坏处在于，（当它降临的时候）它剥夺了我那值得一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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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我一直极力在说，剥夺是死亡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坏处，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不是死亡的唯一坏处。就算我们继续耗在“死亡是如何对会死之人产生不利的”问题上，也不能说剥夺是死亡唯一的坏处。就像我们体验到的一样，除了涉及剥夺之外，死亡还有其他的特性，与剥夺截然分开。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这些进一步的特性会增加死亡的坏处吗？与此相对应的，可以想到，这些特性中的某些可能会起缓和的作用，或者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消除它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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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你将会死去”，这当然是一个关于你的不争事实。但是不止于此，你将会死去，而且你必然会死，这件事避无可避。让我们就死亡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做个对比，就拿你在读这本书来说吧。毫无疑问，你现在读着这本书，但这不是必然的。在读书这件事上，你有得选；但是死亡不一样，不管你怎么选择，你都避不开死亡。所以“我们都将死去”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必然真理。于是，我们可能会问，死亡的必然性意味着什么？它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吗？这里，我想区分两种情况：个人的情况（你必然将会死去）和普遍的情况（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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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思考一个事实，即你不可避免地将会死去。死亡的不可避免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还是变得更好了？有趣的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两种可能的答案都很有道理。一方面，你可以想到有个人在说：“你看，我将要死去已经够糟了，但是我却对此无能为力，这就更糟了。我在死亡面前无力回天，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死神的追捕，在生死存亡面前我们完全软弱无能，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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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相反，也有人会说死亡的必然性减少了死亡的坏处。想要明白这种立场，只要想一下习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背后的观点即可。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你不能改变它了。显然，这种观点想要说明的是，一旦你注意到你无法改变某事这个事实，你无力改变的事就不再那么让你沮丧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我将要死去”这件事无能为力时，也许这个发现带来的刺痛也就消除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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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请试着为“2+2=4”这个你无力改变的事实感到沮丧。假设你希望2+2=5，在这件事上你会感到愤怒、遗憾和恐慌吗？我想你不会。在如此明显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前，你无法激发起那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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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事实（至少他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就能与生命中发生的事拉开某种情感距离，它们将不再使我们沮丧。我们将不再为事物失望，因为对一件事失望的前提是这件事可以有其他不同的结果。斯宾诺莎认为，一旦你意识到某件事不能有其他结果，就无法对这件事感到难过。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死亡是必然的，并且从内心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也许就可以减少死亡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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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准这是对的，但我不确定。也许你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地下室里的人对“2×2=4”这件事感到沮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正是这个事实让他倍感沮丧。他不能改变2×2=4，这种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愤恨。类似地，当笛卡尔思考上帝之无所不能时，他指出，如果上帝不能改变数学法则，那么他是不够完美的。笛卡尔认为，如果上帝被迫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必然性，那将是上帝软弱的象征。所以笛卡尔声称，上帝本可以使得2+2=5变成真理，只是他选择了不那么做。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纳了这个想法并使用了它。他的地下室里的人说，事物发生的必然性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它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就像我说的，这两种观点对我来说都很有道理。在不同的心境下，我会偏向不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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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我必然将会死去，而且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死亡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死亡的坏处呢？同样地，我在两种答案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我想说，我将要死去真是糟糕，但我不是一个不死的怪物。然而，知道其他人也必然死去甚至让我感觉更糟。又或许，根据我们关于永生的讨论，我应该说真正令人伤心的是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死得太早。这增加了死亡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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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难中喜相伴”这个说法。发现这种不受欢迎的事不仅仅发生在我身上，多少有些令人安慰，不是吗？就好像上天并没有单独把我拎出来受伤害，让我早些死，它几乎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也许从这个事实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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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关于死亡的特征值得思考，即死亡的差异性（variability）。毕竟，事情并不是“我们都会死去”这么简单，在我们能够活多久这个问题上，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中的有些人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甚至更高龄。而另一些人在20岁，或者15岁，或者10岁，甚至更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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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命也并不一定要以不同的长度出现。毕竟，死亡好像并不一定要涉及差异性。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在相同的年龄死去，也许这个统一年龄是100岁。那么，生命长度的差异性是使事情变糟还是变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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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想，可以直接认为这种差异性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人们很难从道德上接受不平等。很不幸，尽管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有些人生来就很穷，而另一些人却生来就富有。如果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在能活多久这件事上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有些人年仅5岁就夭折，另一些人却可以活到90岁，这是道德上的灾难。然而，为了总体集中讨论关于死亡的坏处，我想把道德问题放在一边，转而思考死亡的差异性对我来说有多好或有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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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寿命不足平均值的人和寿命超过平均值的人。从不足平均寿命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件坏事。我这么早就要死去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的是，我连平均寿命都活不到，真是雪上加霜。随后我们可能会猜想，那些寿命超过平均值的人怎么想呢？假设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寿命的中位数，即一个精确的生命长度，使50%的人活得比这个值少，另外50%的人活得比这个值多。对于每个寿命比中位数短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对应的寿命比中位数长的人存在。那么后者会说：“虽然我这么快就会死去有些遗憾，但至少我已经活得比平均寿命长了，看起来我还算是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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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等式的两边也许可以互相抵消，即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活得比平均寿命短而受损，另一些人因为活得比平均寿命长而获益。说不定就死亡对个人的坏处来说，这是一句废话（that’s a wash），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据我所知，还有一个相关的更深层的人类心理现象是：相比于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d），（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我们更在乎被亏待（shortchanged）。我认为，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们，他们受到伤害要大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们的获益。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事实看来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死亡这样的事而言——那么差异性就带来了额外的坏处，一些人由于寿命少于平均值而受到的危害，大于那些寿命多于平均值的人获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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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必然性，探讨过了差异性，那么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又是怎样的呢？关于死亡，不仅“你将会死去”是必然的，也不仅一些人活得比另一些人长，还有一个事实是，你不知道你还能再活多少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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