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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论者认为，除了结果以外还有其他道德评判标准。要判断你的行为是对是错，你确实需要关注该行为的结果，但同时也要关注其他事情。其他什么事情？意料之中的是，不同的义务论者在细节上都持有不同意见，但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是，除了要关注结果，我们还要关注你如何实现这些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问结果是什么，还要问你用了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些结果。特别是，大部分义务论者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道德标准：为了实现这个结果，你是否需要伤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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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伤害别人，至少伤害无辜的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伤害无辜的人，就算带来了好的结果，这么做也着实不对。我无疑需要加入“伤害无辜的人而非所有人”这一限定，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自卫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于那些不正当地攻击你或你的朋友、你的同胞的人，伤害他们可以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因此，我们要说的不是伤害别人绝不可能是正当的。除非，那些人有罪，他们是侵略者。如果接受了义务论，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伤害无辜的人总是不对的，而且关键在于：我们认为伤害无辜者是错的，哪怕这样做的总体结果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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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实际中连功利主义者几乎也总是谴责杀害无辜者的行为，因为伤害无辜者的结果几乎总是坏的（和其他可能的结果相比）。比如说，我走进一间拥挤的房间里，拿出我的乌兹冲锋枪，开始朝人群射杀，结果明显是灾难性的。所以，不只是义务论者会谴责这种行为，功利主义者也会这样做。正是因为杀害无辜者的行为几乎总是造成恶劣的结果，通常来说，无论我们认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没有实际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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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讨论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典型的例子。我们应当思考一下非典型的例子，在这种例子里，杀害无辜者会带来结果。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但我们可以用虚拟小说，设想一个合适的例子。这样做能让我们看清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好的假设有五个病人因为各种器官损坏，住进医院，都快死了。一个人需要心脏移植，另一个人需要肾脏移植，还有人需要肝脏移植，等等。不幸的是，由于排异问题，我们没办法使用这五个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器官（在他们死后）来救治其他人。与此同时，一个叫弗莱德的人正在医院做常规体检，他非常健康。在检查过程中——你是医生——你发现他的器官非常适合捐献给那五个病人。你想到，要是能想法子杀掉他，并且掩盖死因，让他看上去像是死于某种疾病的突然发作，你就可以用他的器官来救治那五个人。这个人得到了肾脏，那个人得到了心，另一个人得到了肝脏，诸如此类。所以，你的选择大致有这两种：只给弗莱德进行常规体检，这样的话那五个病人会死掉；或者，杀了弗莱德，将他解剖，用他的器官去拯救那五个病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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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看这个器官移植案例？就结果而言，如果故事讲清楚了的话，似乎把弗拉德解剖了结果会更好，毕竟那是以一命换五命。虽然弗莱德死去这个结果很可怕，但死掉五个人的结果更糟。所以，杀死无辜的弗莱德，结果似乎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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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讲的这个故事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杀了弗莱德，结果是否真的会更好？如果器官移植失败了，最后六个人都死了呢？要是你被抓了，人们发现医生有时会谋杀自己健康的病人，这会对医疗系统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呢？与其在这里纠结这些，让我们假设最后我们能把细节弄明白：杀死弗莱德的结果会更好。但这么做真的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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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看起来会说，这么做是对的。但正因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功利主义并不全对，此外还有其他的道德原则！这个看法是否成立？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你想进行进一步探讨，我建议你可以看看伦理学的入门书籍。就目前的讨论而言，让我们假设我们大部分人都赞成义务论的观点，认为道德原则不只是要达成最好的结果。至少从直观反应上来说，杀害无辜者是错的，哪怕假定结果是好的（比如在我们的例子里，以一命换五命）。我们会说，人们有生存权，有权利不被杀害。普遍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认可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的道德禁令，即使伤害无辜者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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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伦理学的书，关于这个禁令，我们会立刻有很多问题想问。比如，这个禁令的基础是什么，它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但现在，我们只要问：假设我们认可义务论的这个禁令，它对自杀的道德问题有什么影响？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自杀是错的，是不道德的。因为当我自杀时，我就杀了一个人。我们刚才不是说，根据义务论者的说法，杀害无辜者是不道德的吗？我就是一个人。事实上，我就是个无辜的人。所以，杀了我是不道德的。所以，我杀死我自己就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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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我们指出在这种例子里，我死了会更好，也无济于事。即使我们假设，如果我自杀，总体结果会更好，同样也无足轻重。因为，义务论者认为生存的权利已经大过所有结果。就像杀死弗莱德是不对的，哪怕结果会更好（一命换五命）；杀死你自己同样是错的，哪怕结果会更好。总之，即使自杀是能使你脱离苦海的唯一出路，即使其总体结果是好的，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生存权大于结果。根据义务论者的理念，看起来我们得说，应该完全禁止自杀，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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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哲学中，事情通常不会这么简单地下结论。有些人会说，道德关注的只是我如何对待他人，而不是如何对待自己；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超越了道德的总体范畴。显然，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说法，顺理成章就能说，虽然生存权禁止我们杀害他人（即使结果是好的），但对于杀死自己的例子却不适用。所以，如果生存的权利并不排斥自杀，自杀就可以是符合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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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毫不确定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说法，即认为道德只关注于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假设我们主动承担责任，试图解释说我杀死你为什么是错的，我们无疑会说，你是一个人，你不能被当作物品一样对待，不能只是被当成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无论这个目标多有价值。作为一个人，有些事不应该对你来做，哪怕这么做了总体结果会更好。但我当然也是人。当我考虑自杀时，我就是要毁掉一个人。因此，很难看出为什么我杀的人是自己，就能让我要杀死一个人这件事不受道德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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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想继续探讨，我们需要了解和道德终极根源有关的各种不同理论，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们在此略去不谈。为了讨论能够继续，我们假设道德并不仅限于如何对待他人。那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同意，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自杀就是不道德的？如果道德确实关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如何对待自己，如果在道德原则里有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的禁令，那是不是意味着自杀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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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指出器官移植案例（我杀了弗莱德，救了其他五个人）和自杀之间的显著区别就显得很重要了。我杀死弗莱德，我伤害一个人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但如果我自杀了，我是为了我自己。这种说法似乎与自杀的道德理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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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是有关的，但我们无法百分之百肯定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这可能是在说，在这类我为了自己而伤害自己的例子里，从自利的角度看，自杀是合理的，这个人死了会更好。也就是说，如果我杀死了自己，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我肯定伤害了自己，但总体来说它却不是伤害；实际上，它对自己反而有好处。这显然不同于器官移植的案例，在那个例子里，我明显总体上伤害了弗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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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事实之所以和道德理论有关，是因为义务论中禁止的是对人造成总体上的伤害。举个例子，假如你大腿感染了，只有截肢才能救你一命。你找到了外科医生，他帮你截了肢。他做的事是不道德的吗？似乎没有。但等等：他锯了你的腿！他伤害了你！你以前有条腿，现在却没有了。这显然是一种伤害。难道他做的事不是不道德的吗？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虽然他伤害了你，但总体上来说却没有给你带来伤害。总的来说，他让你变好了，而不是更糟了（和他面临的其他选择相比）。既然从总体上来说他没有伤害你，他就没有违背义务论禁止伤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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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么说没有错，可能自杀就不用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了。即使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但这一禁令实际上不允许的是从总体上使他们变得更糟的伤害行为。如果我死了会更好，当我自杀时，我总体上就没有伤害自己，这么做是对我有利的，所以没有违背禁止总体伤害的原则。如果这样说没错，即使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情况下，自杀也可以是合乎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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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其中一种说法，解释了我自杀时，其实是为了自己好。下面是另外一种解释。自杀的时候，因为我是为了自己好，我显然赞成自己的行为。我批准了自己的行为，即我同意这么做了。要注意这一点和器官移植案例有显著的不同。我杀死弗莱德的时候，我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即我违背了他的意愿。但自杀是对自己做的事，我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这么做，我总是在自己的授意下行动的。也许这也是一个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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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受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在义务论中加入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已经了解了与道德相关的结果原则，也了解了在达成这些结果时是否伤害了无辜者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加上同意（consent）原则。我想，大部分人经过思考都倾向于认为，征得同意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在没征得同意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通常情况下伤害别人是错的，但如果你征得了受害者的同意，情况则大为不同。比如，在截肢的例子里，显然医生必须征得病人同意才能安排手术了。（要是随便有个陌生人未经你同意就开始锯你的腿，我们的感觉一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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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有关征得同意的例子。如果我走过去，一拳打在你的鼻子上，这通常是不为道德所允许的。如果你走过来，打了我肚子一拳，同样也不可以。可是在拳击比赛中，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道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们打拳击的时候，他们已经同意对方这么做了。我允许你打我，或者至少允许你试着打我；作为交换，你也要允许我打你，或者至少允许我试着打你。正是由于同意原则，才能允许我伤害你，你伤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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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征得同意后，伤害别人变得正当，即使在没征得同意前，这样做是不正当的。如果这是对的，就会影响自杀的道德问题的判定。诚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是在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但由于我杀死的是自己，显然我已经得到自己的允许，可以这样做。我是征得了“受害者”的同意后这么做的。如果征得同意后，就可以做通常被禁止的事情，那么征得同意以后，我就可以杀死自己。所以，从更全面的义务论的观点出发——加入了同意原则之后——我们应该说自杀是符合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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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会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结论。如果得到了受害者同意，就可以做平常不准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自杀永远都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在每一个自杀的案例里，我想，每一个自杀的人都同意自己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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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或许我们不应该无限制地认可同意原则的说服力。假设有一天我们相遇了，你对我说：“谢利，我允许你杀了我。”于是我掏出枪把你杀了。这样做看起来是不道德的，即使我得到了你的允许。假如你以为自己杀了约翰·史密斯而觉得有负罪感，但其实你只是疯了。你没有杀害约翰·史密斯，他甚至没死，但你疯了，认为自己杀了他，于是你说：“谢利，请杀了我吧。”假如我知道你疯了，但我还是把你杀了，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或者，假设你在跟你三岁的侄子玩耍，他说：“我不想活了，杀了我。”显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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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无限制地认可同意原则的说服力，就会得到一些让人难以相信的结论。所以，我假设经过仔细思考，我们不愿意无限制地接受同意原则。或许，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全盘否定同意与道德相关？可能同意原则并非像一开始看上去的那么有道德意义，可能它跟道德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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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这么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需要某种同意原则——即使只是一个受到限制的同意原则——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无法再准确地表达大多数人的看法。举个例子，假设在战争中，有个士兵看见有枚手榴弹被扔到了防空壕里，除非快速做出应对，否则手榴弹会爆炸，杀掉这个士兵的五个兄弟。不幸的是，这五个人没有看见手榴弹，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提醒他们。于是这个士兵面临如下选择：他可以坐视不理，让他的朋友们炸死，但他自己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他离手榴弹还很远）；或者他可以扑到手榴弹上，用身体抵挡爆炸的伤害，牺牲自己拯救战友。假设他扑到了手榴弹上，为了朋友而牺牲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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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做，但令人敬佩的是，确实有人这么做。我们因为这种传奇行为和英雄式的自我牺牲而钦佩、赞扬这些人。我们说，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值得称颂，它超越了自身应当承担的义务。但是等一等，这种行为为什么值得赞扬？这个士兵自己扑到了手榴弹上，知道其结果是自己肯定会死，所以他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这显然违背了义务论中禁止杀害无辜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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