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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见到,存在主义在其最有力的代表人物中除无神论者外,还有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同最初新闻界的轻率反应相反,存在主义思想的严肃性并不只是由对上帝离开世界的绝望产生出来的。这样一种概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存在主义哲学同萨特学派混同起来所致。从上述梗概就当看出,萨特学派所代表的实际上只是存在主义的一个极其细微的片断。就存在主义思想的中心推动力而言,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人究竟在哪一个教派里找到他的归宿,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而且,把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新教徒与无神论者在一种哲学的大标题下放到一起,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多相拼凑。尽管依照存在主义哲学模式进行研究的哲学家投入了不同的宗教阵营,但是,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特殊模式,却只有一个。所有这些哲学家的共同点和中心点,就是宗教的意义及宗教信仰是因人而异的。他们每一个都彻底地考察了宗教问题;其思想表现出来的信仰或对信仰的否定,多少会使那些随俗从众沿着“外在”道路步入“教堂”的人们感到困惑,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乌纳穆诺似乎一直濒临为西班牙主教革除教籍;布贝尔是个预言家,在其祖国以色列并没有多大声誉;基尔凯戈尔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在为反对丹麦教会的等级制度而战。另一方面,无神论派对海德格尔染指异端嗤之以鼻。海德格尔曾经在一处把他自己的思想叫做“等待上帝”,有位美国哲学家则批评他是在为神学开后门。显然,只要谁体验到现代经验的深层,并且努力用与这种经验的关系看待宗教,他就必定会获得异端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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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验——确实是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术语,一个有待界说的术语——是这些哲学家之间的“黏合剂”。我们所提供的这个花名册虽不十分完整,倒也足以表明:存在主义不是一种一时流行的风尚,也不只是一种战后时期的哲学情绪,而是直接存在于现代历史主流中的人类思想的一项主要运动。过去一百多年,哲学发展已经显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内容拓展,一种趋于直接的与定性的、存在的与实际的事物的进步方向,用阿·诺·怀特海借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就是趋于“具体与适当”。哲学家们不能再像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和休谟那样,试图用简单观念和基本感觉构建人类经验。人的精神生活不是这样一些心理原子的镶嵌图案,而哲学家墨守这种信念如此之久只是由于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抽象概念取代了具体的经验。因此怀特海自己,虽然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几乎不能同存在主义者相提并论,然而当他把哲学本身规定为“批评抽象概念”——为把精神气球拖回实际经验地面作不懈努力时,他也就分享了内在于现代哲学的这种一般的存在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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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非欧洲哲学家中,大概要数威廉·詹姆斯最称得上是存在主义者了。事实上,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们会大为诧异:称詹姆斯为存在主义者可能比称他为实用主义者还要贴切些。今天依然坚持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也不得不认为他是这个运动的害群之马。当今时代的实用主义者承认詹姆斯的才华,却为他的走极端而犯难,也就是犯难于他的哲学思考的毫不掩饰的个人格调,他的在心理学与逻辑学似乎冲突抵触之处甘愿使心理学最终高于逻辑学的做法,以及他的相信宗教经验的天启性质的思想。在詹姆斯的著作中,有些部分本来简直可以由基尔凯戈尔写出来的,而且在《宗教经验种种》的结尾部分强调个人经验高于抽象概念,其语气之强烈一点也不弱于任何一个存在主义者。詹姆斯把理性主义骂得很凶,致使后来的实用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科学方法中的理性主义残余也成问题了。而且,把詹姆斯列为存在主义者还不只是个格调问题,还有原则上的问题:他宣扬世界包含着偶然性和非连续性,而且这个世界的经验中心无可化简的是多元的与个人的,反对有一个所谓能够包容到一个单一理性体系内的“铁板一块”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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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对于詹姆斯比对于查尔斯·桑德·皮尔士或约翰·杜威意蕴着某些更多的和不同的内容。尤其是詹姆斯与杜威的鲜明对照,使得在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借以终结而存在主义由之开始的关节点,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了。把杜威早期与晚期的著作加以比较,几乎也同样清楚地显示了同一个关节点。杜威坚持现代哲学家必须与整个古典思想传统决裂,这样,他就也是沿着现代哲学的一般存在主义方向运动的。他看到了哲学的“否定的”和破坏性的一面(存在主义为此曾经受到它的批评者的严厉谴责):杜威告诉我们,每个思想家,当他一开始思想时,就把这个稳定不变的世界的某个部分置于危险境地了。在他的结构松散、基础不甚扎实的整个哲学背后,隐藏着一股亲切的鼓舞力量,这就是:相信在人类经验的所有部分中,一切事物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思想本身只是完全生物学上的人为了应付环境而进行的踌躇不决、搜寻摸索的努力。人之作为束缚在地球上和时间中的生物的形象贯穿杜威的著作中,在一个意义上恰似它之贯穿于存在主义者的著作中一样。超出这个意义,他运行的方向便与存在主义正相反对了。杜威从未表示过怀疑的,是他贴上“理智”标签的东西,这在他的最后几部著作里仅只意指科学方法。杜威虽然把人牢牢地置放于他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的场景中,但是他从未超越这一场景,而达到恐惧与焦虑从中涌现出来的人的至深的中心点。对内在经验(真正内在的经验)的任何考察,在杜威看来,都会使哲学家沿着神学的方向前进而离开自然太远。在这儿,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自己留意杜威着手工作时所处的美国褊狭的和过分神学化的氛围;而他为了确立世俗理智的效用也不得不奋力拼搏反对这种氛围。然而,既然杜威强调生物学和社会学来龙去脉的终极意义,连同他把人的思想解释成基本上是改变环境的一种努力,我们最终就看到了人的形象,即他实质上是有技术、有技巧的人,亦即有技术的动物。这样相信技术依然是美国一条至上的信仰。杜威生长在一个美国依然在艰苦拼搏致力于疆土开发的时期,因而他的作品洋溢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乐观情绪,以为我们的技术可以越来越多地控制自然。从根本上说,杜威与存在主义者的差别正是美国与欧洲的差别。哲学家并不能够认真地向自己提出他的文明未曾经历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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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把我们话题的范围限制在欧洲,而把存在主义看做显然是这一时期欧洲的产物,实际上是把它看做本世纪欧洲哲学的产物。在存在主义这个术语最宽泛的意义上,整个现代思想所带有的强调存在的色彩无疑比现代早期哲学要鲜明些。简单说来,这是西方文明日渐世俗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无可避免地更加倾心于地球此岸世界的允诺,而不是依恋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验天国的目标。自始就唤起人们对“存在主义的”一词这种宽泛意义的关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要把这种意义详细贯彻到底,就将势必冲淡存在主义的特殊要旨。虽然,正是欧洲已处于危机之中,也正是欧洲思想家集中地表达了存在问题,而且事实上,也只有他们才敢于提出这些终极性问题。然而,就这种哲学的意义而言,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不可以把它局限于它的发祥地的。它的意义既是划时代的,又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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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了解了现代哲学内的这种较为宽泛的存在主义倾向之后,便很有理由发问:为什么存在主义最初竟然会被我国专业哲学家们视为一场离奇的和耸人听闻的“茶壶中的风波”呢?我们应当指出,在英美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若干不同的叫法,或是称作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或者有时就叫“科学哲学”。无疑,实证主义也有适当的理由要求成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它把无疑是使我们的文明区别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主要事实——科学,作为其主要事实;但是,它由此出发又继而把科学看做是人类生活的至上支配者,这却是科学从来不曾如此而且从心理角度看也永远不可能如此的。实证主义的人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生物,他住在一个由他发现的在科学上“有意义的”事物组成的光明之岛上;至于普通人天天生活并同他人交往的整个周围地带都被投诸外界的“无意义的”黑暗之中。实证主义简单地接受了现代人的支离破碎的存在,并且构建出一种哲学来强化它。反之,存在主义,不论成功与否,却是力图收集人类实在的所有要素以勾画出人的总体画面。实证主义的人与存在主义的人无疑是同一个时代之母的产儿,但是,有点类似于该隐与亚伯(17),弟兄们由于性情不合而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当然,在当代还有一种理论比它们两个都更有力地要求成为哲学界的统治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种工艺学意义上的生物、一种忙碌而机巧的动物,对历史具有世俗的宗教信仰,自以为他自己就是被拣选出来的历史的合作者。同实证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用来描述人的个体性的独特事实的哲学范畴,从而在事物的自然过程中设法使人的这种个体性脱离存在而集体化(除非某个人获得权力,然而,这么一来,他个人的偏执症却使两亿生灵遭到浩劫)。从思想上说来,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两者都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遗迹。虽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阴暗面,甚至一些19世纪的思想家们早已有所领悟了,但是,这两派却至今都还不曾承认这种阴暗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人的画面是单薄的,过于简单化了。存在主义哲学,作为对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反叛,力图掌握整个人的形象,尽管为此它也就必须去揭露他的存在中的一切黑暗和可疑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一方面,它才堪称对我们自己时代经验的一种本真得多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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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着手考察产生这种哲学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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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斯(1774—1855),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数学家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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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作品有《局外人》、《西西福斯的神话》、《堕落》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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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女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主要作品有《应邀而来》、《人总有一死》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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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战争”(Phony war),指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4月期间,在双方没有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德军入侵波兰、挪威一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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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分别卒于1976年和1969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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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舍勒,德国社会与伦理哲学家,以研究现象学的方法而知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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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埃克哈特(约1260—1327或1328),莱茵兰神秘主义派创始人,德国新教教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先驱。主张“心灵超越上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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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塞尔,卒于1978年,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及文学、戏剧、音乐评论家。他多方位地深化、发掘、阐明了人类经验,堪称第一个法国的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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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伊斯(1855—1916),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信仰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又强调个性与意志。主要著作有《哲学的宗教方面》、《世界与个人》、《忠的哲学》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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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索洛维约夫,俄国基督教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神人身份》、《爱的意义》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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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谢斯托夫,俄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1922年前往柏林和巴黎。哲学上推崇基尔凯戈尔,极端反对理性主义。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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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别尔佳耶夫,基督教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1922年被逐出国。主要著作有《自由与精神》、《俄国共产主义之起源》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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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社会小说家。主要作品有《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有世界性影响,尼采承认曾受惠于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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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乌纳穆诺,西班牙早期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对永生的渴求”,不断为理智所否定,只能用信仰来满足。主要作品有《人生的悲惨感》、《基督教徒的痛苦》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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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奥尔特加-加塞特,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提出“生命理性”概念和“我是我和我的环境”的口号。主要作品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民众的反叛》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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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布贝尔,卒于1965年,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深受尼采哲学影响。曾创办《犹太人》月刊,出任过以色列科学和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20世纪精神文化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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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隐与亚伯,据《圣经》,该隐为亚当与夏娃之长子,曾杀害其弟亚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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