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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斯（1774—1855），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数学家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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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作品有《局外人》、《西西福斯的神话》、《堕落》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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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女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主要作品有《应邀而来》、《人总有一死》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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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战争”（Phony war），指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4月期间，在双方没有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德军入侵波兰、挪威一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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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分别卒于1976年和1969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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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舍勒，德国社会与伦理哲学家，以研究现象学的方法而知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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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埃克哈特（约1260—1327或1328），莱茵兰神秘主义派创始人，德国新教教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先驱。主张“心灵超越上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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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塞尔，卒于1978年，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及文学、戏剧、音乐评论家。他多方位地深化、发掘、阐明了人类经验，堪称第一个法国的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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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伊斯（1855—1916），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信仰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又强调个性与意志。主要著作有《哲学的宗教方面》、《世界与个人》、《忠的哲学》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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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索洛维约夫，俄国基督教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神人身份》、《爱的意义》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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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谢斯托夫，俄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1922年前往柏林和巴黎。哲学上推崇基尔凯戈尔，极端反对理性主义。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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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别尔佳耶夫，基督教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1922年被逐出国。主要著作有《自由与精神》、《俄国共产主义之起源》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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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社会小说家。主要作品有《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有世界性影响，尼采承认曾受惠于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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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乌纳穆诺，西班牙早期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对永生的渴求”，不断为理智所否定，只能用信仰来满足。主要作品有《人生的悲惨感》、《基督教徒的痛苦》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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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奥尔特加－加塞特，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提出“生命理性”概念和“我是我和我的环境”的口号。主要作品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民众的反叛》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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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布贝尔，卒于1965年，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深受尼采哲学影响。曾创办《犹太人》月刊，出任过以色列科学和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20世纪精神文化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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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隐与亚伯，据《圣经》，该隐为亚当与夏娃之长子，曾杀害其弟亚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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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2章 遭遇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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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曾有过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地具有自我意识。至少，当今时代在其自我分析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大量报刊杂志，已经塞满了我们的档案馆；而且，要不是其多数注定要销毁的话，那将是一个留给我们后代的沉重不堪的负担。这项工作依然在继续，实际上它也必定还要继续下去。因为定论尚未作出，而且，现代人似乎甚至比他最初开始怀疑他自己的身份时，更不了解他自己了。关于外在事实的文献，我们已经绰绰有余，那些迂腐的学者们永远也无法将它们拼凑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也足以使那些繁忙的通俗宣传家以心明眼亮的万事通神气滔滔不绝地讲上一辈子。但是，对于内在的事实，即对于那些在我们的命运力量最初宣示出来的中心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依旧几乎全然无知；而且，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也都下意识地参与了一项巨大的以逃避这些事实为目标的“阴谋活动”。因此，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回到一个似乎已经陈腐的题目上。各种文明一如各个人一样，外在事实常常只是渐渐积聚起来的内在张力酿成的爆发。虽然没有一个有关人士把这种内在张力放在心上，但是，它的蛛丝马迹却随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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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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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现代历史——所谓现代历史，我们是指从中世纪末叶起直到现在为止的这一漫长时期——的中心事实，毫无疑问是宗教的衰微。诚然，教会组织依然很有力量，世界上还是有许多人常去做礼拜。而且，在宗教人士看来，甚至宗教信仰的纯理智的可能性，今天也比自信的19世纪唯物主义萧瑟时期看上去大多了。几年前，就连“宗教复兴”的说法，也很时髦，而且一些畅销的爱国刊物，如《生活》杂志，还用许多篇幅来报道它。但是，这个说法，到了今天已几乎完全绝迹。这项运动，如果说还存在的话，也渐渐地平息下来了，而美国民众购买汽车和电视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当《生活》杂志推进宗教复兴时，我们只是从这种刊物的性质苦涩地意识到：宗教也被看做是有利于民族的东西。在现代世界里，民族—国家，一个彻底世俗的机构，其地位比任何一个教会都高；对于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事实，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明显的例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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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现代的衰微，简单说来，指的是：宗教不再是人的生活的无可争议的中心和支配者，而教会也不再是他生存的最后的和无可争议的家或收容所。虽然，随科学批评而来的丧失信仰是宗教衰微的主要历史原因，但是，上述变化最深刻的意义，却甚至主要地并不表现在纯粹理性的层次上，不表现在信仰的丧失上。宗教衰微是一个比意识观点改变要具体得多又复杂得多的事实，它渗透到人的整个心理生活的最深处。它实际上是人心理进化的一个主要阶段，一如尼采所预见的，19世纪哲学家中几乎只有他一个才能看到这一点。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与其说是个神学体系，毋宁说是种坚实的心理基质，这基质环绕着个体从生到死的全部生活，以圣礼和仪式把一切普通的和特殊的事务都囊括起来，并使之神圣化。失去了基督教会，也就失去了从心理上维系直接经验正当性的一整套象征、形象、教义和仪式；迄今为止西方人的整个心理生活是一直安稳地包容在这套东西里面的。在失去宗教时，人也就同时失去了他同超越存在领域的具体联系；他也就可以自由地来同这个十分残忍的客体世界打交道。但是，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势必会感到无家可归，因为它不再能够满足他的精神需求。一个家乃是一个我们所接受的、通常包容着我们生命的框架。谁失去了心理容器，就等于被抛了出去，漂泊无依，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漫游者。从今以后，为了追求自己的完整人性，人就不得不自个儿干他过去无意识地靠教会以其圣洁生活为媒介为他干过的事情。但是，既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依旧对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统治整个世界的幻象迷恋不已，那么，很自然，人的无家可归感只有过一段时间才能为人所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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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信徒，不管他多么虔诚，即使他具有堪与但丁媲美的才华，今天也写不出一部《神曲》来。幻象与象征对我们不再具有它们对这位中世纪诗人所具有的那种直接而有力的现实性了。在《神曲》里，整个自然只不过是一块宗教用符号和形象点缀过的画布而已。西方人为了从自然的身上剥去这些投影，把它变成自然科学可以控制的中性对象的王国，已经花费了50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半个至福千年期的时间。这样，我们便几乎不能指望，宗教形象对我们还会有它曾对但丁有过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心理事实；这个心理事实，和我们现在（同但丁时代的人不一样）乘飞机旅行以及在计算机控制的工厂里工作等事实具有同样大的历史效应。而艺术史也反复地告诉我们：艺术摹拟只会产生“模仿文章”。艺术杰作是从人的灵魂里涌现出来的，而灵魂也像自然中的一切别的事物一样总在渐进演化，因此，它是绝不可能重复的。我们务必坚持这一点，这与那些热衷于中世纪精神的人的观点正相反对，他们把中世纪人的心理抑制说成是完整人性的情状，因而也是我们必须回归的情状。历史绝不会允许人在任何总体意义上开倒车。而且，我们的心理问题也不可能经由倒退到过去状态来解决；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问题还不曾出现。另一方面，即使开明、进步的思想家们，如果看不出人类每向前迈出一大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承担某种损失，牺牲旧时的安全感，创造并增强新的紧张心理状态，他们也同样是盲目的。（我们应当把这牢记在心，以反对一些人对存在主义的批评。他们把它说成是一种不堪容忍的使人更紧张的哲学。实际上，存在主义并没有创造出那些紧张，它们早就在现代人的灵魂中发挥着作用；它只是试图给它们以哲学的表达，而不是假托它们不存在来逃避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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