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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糟糕又最终极的异化形式（事实上其他形式都导致它），乃是人同他自己的自我的异化。在一个仅仅要求人胜任他自己特殊社会职能的社会里，人就会变得和这种职能等同起来；而他的存在的其余部分充其量任其自然——通常被弃置到意识表层下面而被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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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与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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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全属历史事实，已经成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题目。这种哲学体现了当今时代的自我质疑，企图使自己重新顺应自己的历史命运。事实上，存在主义的全部问题，都是从这种历史情势展开的。异化和疏远对人生基本的脆弱性与偶然性的感触；理性面对深层存在的无力；虚无的威胁，以及个人在这种威胁面前的孤独与无遮无蔽状态。凡此种种，我们几乎无法列出这些问题相互间的逻辑从属关系；每一个都参与所有其他的，而它们又全部环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只有一种气氛像一阵冷风弥漫着所有这些问题，这便是对人类有限性的透彻感受。人类在文艺复兴时代所看到的无限视界终于缩小了。说也奇怪，人类对他自己是彻头彻尾——也可以说是从里到外——有限的这样一种发现，却是在他的技术征服自然似乎不再有任何限制的时刻达到的。但是，关于人的真理是绝不可能在一种与其他性质相反的性质里找到的，而必定是同时在两种性质里找到的。因此，他的脆弱性仅是一块硬币的一面，他的力量是另一面。也许只有这种对限制、对限界的认识，才是防范力量过快衰减的惟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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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许可以争辩说，西方文明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它之拥有科学，而在科学方面，我们发现了永无止境、始终如一和持续不断的进步。研究工作在不停地进行，其成果丰硕又实在，而且，这些都一起被囊括进范围日趋广博的体系中。这么一来，无论就实际情况而言还是就可能性而言，似乎都没有视界萎缩的现象。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确实无疑的，然而，20世纪的科学还提供了答案，使理性主义的勃勃雄心显得似乎过分自负，并且这些答案本身就使人想到人必须重新界定他对理性的传统概念。事情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科学家也是人，所以他们就会既帮着塑造集体的心理，又分有这种集体的心理。宗教、社会形式、科学以及艺术都是人借以存在的样式；我们越是认识人的这种现世存在，我们也就越是必须认识存在于这些现世存在借以表达的全部样式之内或之后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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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而且是在它自己的真正领域——也碰到了人的有限性这个事实。这发生在科学本身，而不是发生在关于科学的哲学思考中，这一点使得这种发现更加可信和意义重大。人类学，尤其是现代精神分析学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理性乃是人这种动物长久的历史性建构，人的精神根须还伸展下去达到其原始的土壤。然而，对非理性事物的这些发现却在理性本身的活动范围之外；它们是我们在生活中运用理性的顽强障碍，也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依旧希望通过更加明智地运用理性这种工具本身得以绕过的障碍。而更加决定性的局限，乃是那些在理性运用范围之内、在物理学和数学这些较为精密的科学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局限。物理学和数学，在西方科学中最先进，在我们时代却出现了悖论，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发展到由于理性本身而滋生悖论的阶段。早在150多年前，哲学家康德就试图证明理性难免有局限；但是，西方人的心灵，是彻底实证主义的，只有当这样一个结论为科学所裁定时才可望被人们认真地接受。在本世纪，由于海森伯(5)在物理学上，哥德尔(6)在数学上的发现，科学终于赶上了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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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伯的测不准定理表明我们认知和预测事物物理状况的能力有本质性的局限，还使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可能归根到底是非理性的和混沌的自然——至少，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十分有限，我们不可能知道它的情况不是如此。这项发现标志着物理学家古老梦想的破灭，他们为纯粹理性偏见所激发，以为实在必定可以完全彻底地预测到。“拉普拉斯(7)精灵”的形象是这方面的一个很显著的象征：拉普拉斯说，让我们设想一个生物，他知道宇宙里每颗分子的位置与动量，以及支配这些分子运动的规律；这种生物还能够预测宇宙以后的一切状态。现在，物理学家不可能再依据这样一种潜隐神学的信仰从事研究活动，而必须只在经验范围内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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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这种情况为玻尔(8)的并协原理弄得更加自相矛盾，根据这个原理，必须把电子看做既是波动的，又是微粒的，随着它的关联域的不同而不同。应用这些矛盾的名称，在19世纪物理学家看来是根本不合逻辑的。事实上，一些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形式，据此，古典排中律（或者A或者非A）将会被抛弃。而且，在构建新的逻辑形式时，人们仅仅能够得出结论说，理性事物和非理性事物的性质是容许怀疑的。在实践上，并协原理给物理学观察设定了严格的界限，冯·泡利(9)写道，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可以选择去观察实验装置A而毁掉B，或者选择去观察B而毁掉A。我不能够选择不去毁掉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做法。”在这儿，这种语言也完全适合于各个生活领域知识的悲剧性质：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我们并不能够同时认知一切事物。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确实验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里，在自然科学中最严谨的学科里，我们的人类有限这个普通平凡的事实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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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的发现似乎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在西方传统中，从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起，数学作为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的楷模，它本身一直是理性主义的中心堡垒。现在，哥德尔的发现却表明，即使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在理性似乎万能的这一领域，人也不能逃避他的本质的有限性：他构建的每个数学体系都注定是不完全的。哥德尔表明数学包含着不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决不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体系。换言之，这意味着数学决不能转交给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它将永远是未完成的，而这样一来，数学家——构建数学的人——就将永远有事干。人的因素超出机器：数学像人的任何生活一样永远是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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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数学永远不会是完成的，则人们就可以争辩说，哥德尔的发现正告诉我们数学知识是无限的。在一个意义上，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又对数学知识设定了更严厉的限制，因为数学家现在知道，形式地讲，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到底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底，因为数学并没有任何独立于数学家所从事的人的活动的自身存在的现实性。而如果人类理性在数学上永远到不了底（完全的系统化）的话，则它在任何其他地方看来就都不可能到底。基尔凯戈尔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说过，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没有体系可言的，他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希望把实在一无遗漏地囊括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体系中。今天，哥德尔告诉我们，这种体系对于数学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上，没有底这个事实意味着数学家永远不可能证明出数学的前后一贯性，除非他使用比他正在力图证明前后一贯的那个体系更加不可靠的手段。数学因此不能最终逃避附着于任何人的事业的那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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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学家最近半个世纪已经提出了一些十分讨厌的悖论，上述情势就更是令人烦恼。数学就像一艘驶进大洋突然破裂出现漏缝（悖论）的轮船；漏缝虽然被暂时地塞住了，但我们的理性却永远不可能担保这艘轮船将永远不会出现别的漏缝。在一向是最安全的理性学科中，居然有人的这种不安全，这标志着西方思想出现了新的转折。数学家海曼·魏尔(10)惊呼：“我们一直在努力大闹天宫，而我们却只是成功地堆积了一座永远不能竣工的通天塔，”此时他情绪激昂地表达了人类自傲的破产。我们也可以确信，数学作为有限的人的一种活动或存在方式已经最终回复到了它的适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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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发现的及时并作是令人惊奇的。海德格尔1927年发表了他的《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忧郁、严谨的沉思。同一年，海森伯把他的“测不准定理”献给了世界。1919年，数学家斯科尔姆发表了一条定理（现在有些数学家认为它几乎堪与哥德尔的媲美）：即使基本数系也不能无条件地公理化。1931年，哥德尔的划时代的发现问世了。当这些事件这样蜂拥而至，当它们在时间上发生得如此接近，又相互独立且在不同领域，我们就不禁会得出结论说，它们并非纯粹“无意义”的巧合，而是非常有意义的征兆。整个时代精神似乎趋于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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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散漫的历史线索中浮现出来的是人本身的一个形象，他具有一个新的、轮廓明显的、更近乎裸体但又更加可疑的容貌。视界的缩小等于对他这个存在的剥蚀和裸露，现在，他不得不在他整个视界的中心点上面对自己了。现代文化的劳作，只要它是本真的，都是在进行这种剥蚀。回复到源头上去；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复到事物本身”；重新回到真实，抛弃现成的预想与空洞形式——这些就是这个历史阶段借以展现自身的一些口号。很自然，这种剥蚀必定看起来像是件破坏工作，像是“革命”，甚至像是“否定”：一个自认彻底成问题的人，必定也会发现他同整个历史的关系也大成问题；然而，在一定意义上，他又是这个历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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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历史力量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并发”，当我们审视现代艺术时，就变得甚至更为明显又更有意义。人随着宗教、社会和经济形式方面，而现在又随着现代科学方面的种种变迁而历史地经验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艺术以更鲜明更有人性的方式展现给了我们。艺术是一个时期的集体的“梦”；如果我们有眼力，我们便能从这梦幻里最清楚地追溯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因此，粗略地浏览一下现代艺术会有助于弄明白，我们在这一章所剖析的现今时代的精神特征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出活生生的人的戏剧，这是一出我们全都深深卷入的戏剧，而艺术家则由于其具有最犀利的眼力而把这出戏看得最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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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和雕刻家，擅长火柴棍式的雕刻，以骨架式风格表现对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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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马斯·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评论家、诗人及政治家，著名的《英国史》的作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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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阐述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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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亨利·詹姆斯（1843—1916），影响最大的美国小说家之一，意识流作家的先驱。曾移居巴黎、伦敦，并于1915年加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黛西·密勒》、《贵妇的画像》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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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森伯（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定理”，曾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哲学上反对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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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哥德尔（1906—1978），著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哥德尔证明，对怀特海和罗素《数学原理》的观点作出了补充和矫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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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宇宙体系论》，提出星云假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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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提出为科学家普遍接受（但爱因斯坦反对）的“并协原理”，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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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泡利（1900—1958），奥地利出生的物理学家，因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1925）获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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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魏尔（1885—1955），美籍德国数学家，致力于联系纯数学与理论物理学，创立了第一个统一场论，把麦克斯韦的电磁场和引力场表现为时空的几何性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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