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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这种情况为玻尔(8)的并协原理弄得更加自相矛盾，根据这个原理，必须把电子看做既是波动的，又是微粒的，随着它的关联域的不同而不同。应用这些矛盾的名称，在19世纪物理学家看来是根本不合逻辑的。事实上，一些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形式，据此，古典排中律（或者A或者非A）将会被抛弃。而且，在构建新的逻辑形式时，人们仅仅能够得出结论说，理性事物和非理性事物的性质是容许怀疑的。在实践上，并协原理给物理学观察设定了严格的界限，冯·泡利(9)写道，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可以选择去观察实验装置A而毁掉B，或者选择去观察B而毁掉A。我不能够选择不去毁掉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做法。”在这儿，这种语言也完全适合于各个生活领域知识的悲剧性质：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我们并不能够同时认知一切事物。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确实验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里，在自然科学中最严谨的学科里，我们的人类有限这个普通平凡的事实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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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的发现似乎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在西方传统中，从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起，数学作为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的楷模，它本身一直是理性主义的中心堡垒。现在，哥德尔的发现却表明，即使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在理性似乎万能的这一领域，人也不能逃避他的本质的有限性：他构建的每个数学体系都注定是不完全的。哥德尔表明数学包含着不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决不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体系。换言之，这意味着数学决不能转交给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它将永远是未完成的，而这样一来，数学家——构建数学的人——就将永远有事干。人的因素超出机器：数学像人的任何生活一样永远是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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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数学永远不会是完成的，则人们就可以争辩说，哥德尔的发现正告诉我们数学知识是无限的。在一个意义上，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又对数学知识设定了更严厉的限制，因为数学家现在知道，形式地讲，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到底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底，因为数学并没有任何独立于数学家所从事的人的活动的自身存在的现实性。而如果人类理性在数学上永远到不了底（完全的系统化）的话，则它在任何其他地方看来就都不可能到底。基尔凯戈尔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说过，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没有体系可言的，他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希望把实在一无遗漏地囊括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体系中。今天，哥德尔告诉我们，这种体系对于数学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上，没有底这个事实意味着数学家永远不可能证明出数学的前后一贯性，除非他使用比他正在力图证明前后一贯的那个体系更加不可靠的手段。数学因此不能最终逃避附着于任何人的事业的那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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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学家最近半个世纪已经提出了一些十分讨厌的悖论，上述情势就更是令人烦恼。数学就像一艘驶进大洋突然破裂出现漏缝（悖论）的轮船；漏缝虽然被暂时地塞住了，但我们的理性却永远不可能担保这艘轮船将永远不会出现别的漏缝。在一向是最安全的理性学科中，居然有人的这种不安全，这标志着西方思想出现了新的转折。数学家海曼·魏尔(10)惊呼：“我们一直在努力大闹天宫，而我们却只是成功地堆积了一座永远不能竣工的通天塔，”此时他情绪激昂地表达了人类自傲的破产。我们也可以确信，数学作为有限的人的一种活动或存在方式已经最终回复到了它的适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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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发现的及时并作是令人惊奇的。海德格尔1927年发表了他的《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忧郁、严谨的沉思。同一年，海森伯把他的“测不准定理”献给了世界。1919年，数学家斯科尔姆发表了一条定理（现在有些数学家认为它几乎堪与哥德尔的媲美）：即使基本数系也不能无条件地公理化。1931年，哥德尔的划时代的发现问世了。当这些事件这样蜂拥而至，当它们在时间上发生得如此接近，又相互独立且在不同领域，我们就不禁会得出结论说，它们并非纯粹“无意义”的巧合，而是非常有意义的征兆。整个时代精神似乎趋于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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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散漫的历史线索中浮现出来的是人本身的一个形象，他具有一个新的、轮廓明显的、更近乎裸体但又更加可疑的容貌。视界的缩小等于对他这个存在的剥蚀和裸露，现在，他不得不在他整个视界的中心点上面对自己了。现代文化的劳作，只要它是本真的，都是在进行这种剥蚀。回复到源头上去；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复到事物本身”；重新回到真实，抛弃现成的预想与空洞形式——这些就是这个历史阶段借以展现自身的一些口号。很自然，这种剥蚀必定看起来像是件破坏工作，像是“革命”，甚至像是“否定”：一个自认彻底成问题的人，必定也会发现他同整个历史的关系也大成问题；然而，在一定意义上，他又是这个历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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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历史力量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并发”，当我们审视现代艺术时，就变得甚至更为明显又更有意义。人随着宗教、社会和经济形式方面，而现在又随着现代科学方面的种种变迁而历史地经验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艺术以更鲜明更有人性的方式展现给了我们。艺术是一个时期的集体的“梦”；如果我们有眼力，我们便能从这梦幻里最清楚地追溯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因此，粗略地浏览一下现代艺术会有助于弄明白，我们在这一章所剖析的现今时代的精神特征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出活生生的人的戏剧，这是一出我们全都深深卷入的戏剧，而艺术家则由于其具有最犀利的眼力而把这出戏看得最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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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和雕刻家，擅长火柴棍式的雕刻，以骨架式风格表现对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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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马斯·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评论家、诗人及政治家，著名的《英国史》的作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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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阐述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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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亨利·詹姆斯（1843—1916），影响最大的美国小说家之一，意识流作家的先驱。曾移居巴黎、伦敦，并于1915年加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黛西·密勒》、《贵妇的画像》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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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森伯（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定理”，曾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哲学上反对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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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哥德尔（1906—1978），著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哥德尔证明，对怀特海和罗素《数学原理》的观点作出了补充和矫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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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宇宙体系论》，提出星云假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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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提出为科学家普遍接受（但爱因斯坦反对）的“并协原理”，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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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泡利（1900—1958），奥地利出生的物理学家，因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1925）获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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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魏尔（1885—1955），美籍德国数学家，致力于联系纯数学与理论物理学，创立了第一个统一场论，把麦克斯韦的电磁场和引力场表现为时空的几何性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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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3章 现代艺术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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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的梯子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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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得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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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那散发着恶臭的破烂的心灵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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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巴·叶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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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倘若想对现代艺术有一个整体的和统一的了解，就得忍受芒刺在背很不舒适的感觉。我们自己就是“当事人”，所以很难有几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们所持的那种超然态度。现代艺术甚至在它已经登场足足半个世纪而且有了诸如毕加索和乔伊思(2)这样一些已经近乎家喻户晓的名人之后，还是招惹了激烈了论战。腓力斯人般的庸人依然觉得它骇人听闻，丑陋不堪和愚蠢可笑；而且，总有些情况对庸人有利，也肯定对我们自己身上的庸人习气有利，要是没有这种习气，恐怕我们就难以把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的事情进行下去。实际上，从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观点看，庸人的态度，尤其是它的苦恼，可能也正像别的东西一样，在历史上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也不只是腓力斯人般的庸人的这种情况；眼光敏感的观察家也还是大有人在——博物馆的管事们、鉴赏家以及史学家——他们在现代艺术中发现了对过去时代卓越艺术的灾难性叛离。在一个意义上，这场论战完全不得要领；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对我们自己时代的最终历史估价密切相关，这是我们甚至始料未及的。从马奈(3)到马蒂斯(4)的这个世纪，在将来的艺术史上有可能被描绘成一个贫困、衰退的时代，其间的作品也无法与那些前辈大师的杰作相提并论；抑或它也可能被描绘成一个极有创造性的时代，唯有15世纪的文艺复兴方可与之媲美。我个人的看法则倾向于后面一种判断，但我无法对之作出证明；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推测不能进入我自己对这种艺术的体验之中。我们必须完全放弃替后人估价我们自己的尝试；将来的人们将无须我们的帮助形成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这样自觉地称作“现代艺术”的，毕竟只是这个时代的艺术，是我们的艺术；今天并没有别的艺术。如果我们能另有一种艺术，或能有一种更好的艺术，我们现在就该会有了。既然如此，我们在这个时代毕竟有了一种艺术，这就够幸运了。庸人们非难艺术家太任性，仿佛整个现代艺术只不过是为了反对他，即观众，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艺术家几乎不能希望这号人理解下面一点，这就是：艺术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有意识的意愿和有意识的设计问题，而艺术家即使改变他的观念（甚而接受庸人的观念）也不会成为生活在另一时间地点的另外一种人。说到底，惟一本真的艺术是那种具有无法规避力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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