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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苏格拉底开始这一大的历史周期，到了亚里士多德而告结；这时哲学已经成了一门纯粹理论的和客观的学科。哲学（我们今天把它看做一门学院中的学科）的各主要分支，已经准备好出场了。智慧已经同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一种超然的和理论的学科画等号了：存在主义的苏格拉底的幽灵最后寿终正寝了。（如果我们留意沃纳·耶格尔所确立的亚里士多德个人发展的经历，那么，这条历史大曲线的轨迹就更其明显了，按照耶格尔的说法，当亚里士多德本人还是个年轻人，还是个柏拉图主义者的时候，他把哲学设想成对从生死轮回中获救的个人热情的追求。）西方人所了解的各门科学的基础，已经奠定；而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理性已经从神话的、宗教的、诗歌的冲动中分离了出来，它前此本来一直同它们混在一起，还没有它自己的清晰可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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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一直在希腊人的阴影下思想。诚然，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也有反抗希腊智慧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们也还是以希腊人为他们制定的术语来思考他们的反抗并得出结论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想理解后人对它的反抗，尤其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终于超越它去思想的努力，我们就必须在其全部的深度和广度上来了解希腊理性主义。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并不只是对理性的一个“过路招呼”(11)，像今日的演说家在学院听众面前随便扯上几句就可以打发掉的那样。希腊人，就他们的思想而言，是彻底、严格，并且大胆的，而且绝没有比他们把理性置于人的等级序列的顶端时更加如此的了。哪一个更伟大些，艺术家还是思想家？难道天才的作曲家莫扎特低于赫尔姆霍兹(12)这个解释了声音本性的理论物理学家吗？哪一种是更高层次的生活，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的，还是最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牛顿的？今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时将会踌躇不决。而且，我们甚至还可能胆怯地把它们看做无意义的问题而拒绝回答。希腊人就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希腊青年觉得他自己既有诗的又有理论的禀赋，因而想要选择其中一个作为职业，那他就会想要知道哪一个是较好的生活，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理论生活高于艺术家的生活或政治实践家的生活，或者，就此而论，甚至还高于圣徒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类存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一幅关于人的本性及其可能致力的许多不同种类的目标或善行的异常灵活、丰满的图画。但是，直到他宣布这一切可能的善行中哪一个是最好的，伦理问题似乎才有了答案；他在这部著作的第10卷，亦即最后一卷里，表达了他自己的偏好（当然被说成是客观真理）：纯粹理性生活，也就是哲学家或理论科学家的生活，才是最高级的生活。这里，我们必须仔细体会他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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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理性既然是至上的或较好的部分，它也就是每个人的真正自我。然而，如果他应当选择的不是他自己的生活而是某个别人的，就会十分奇怪。……每个生物自然地特有的东西对他便是最高级的最愉快的。这样，既然理性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说，乃是人的自我，则对人来说，最高级最愉快的生活就是理性生活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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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理性是我们人格中最高的部分：人真正说来就是理性。因此，一个人的理性，就是他的真正自我，他个人身份的中心。这是以最严格最强有力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理性主义——一个人的理性自我是他的真正自我——这种理性主义迄今一直支配着西方哲学家的观点。即使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时，也没有撤换掉这条亚里士多德原则：它只是把信仰作为人格的超自然的中心，把理性作为它的自然的中心，并在它们之间造成了一种不安稳的同盟；自然的人依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人，一个其真正自我就是他的理性自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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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并不和柏拉图一样，有一个永恒本质的王国，惟有它是“真正的实在”，来保证理性的至上性。然而，他也为这种至上性找到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根据，这就是整个存在的可理解性都依据“第一因”。亚里士多德说，认知就是去认知这原因，而人的理性是能够回溯到万物的“第一因”的知识的，这也就是关于“宇宙的不动的推动者”即上帝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性锲而不舍，致力于获得俯瞰整个宇宙从其至高处到其最低层的全景，到最后它便可以看出这个宇宙何以存在以及为何以现在这种方式存在的最终的充足理由；只要允许给理性这样一个目标，则艺术提供的全部奇观，实际生活中所有尘世胜利都将相形见绌。艺术或实际生活的价值，比起这种极其完美又囊括一切的理论洞见，在层次上必定要低些。理论理性，作为人的最高功能，同它对宇宙的洞见的可能的完满性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后者保证了前者的至上价值。因为既然万物的终极原因可以认知，有谁会不努力获得它呢？既然别的目标都有几分我们可怜孱弱的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和不完满性，又有谁肯为它们分心呢？一位罗马诗人说过，“幸福的是能够知道万物原因的人”。因而，最幸福的就该是能够知道万物终极原因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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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人的存在是彻底有限的，而且如果人的理性以及它所能产生的知识被认为和人的存在的其他部分一样有限，那么，对最高级的人是理论的人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又该怎么看呢？这样一来，人类知识体系之为封闭的和完成了的可能性，以及整个存在最后包容在一个见解里的可能性，便都无影无踪了。于是留给人类的，就是坚韧不拔地踏上永远不可能得出结论的无尽的知识之路。即使科学不停顿地继续研究上一千年，它也不可能给我们揭示出万物的终极理由。由于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就永远达不到知识的最高目标——上帝，而理性主义传统却一直把它颂扬成使所有别的目标都相形见绌的目标。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一直被传统地放在所有别的人类功能之上，现在，这种关于人类有限的概念却使理性的至上地位成问题了。诚然，理论知识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个人爱好予以追求，它的发现也可能会有些实际效用；但是，它之超越所有其他人类事业（如艺术和宗教）的价值，是不会因它自认为可以达到“绝对”而有所增益。例如，假设有一条路，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当走这条路；我们如果问“为什么”，人家就会回答说，我们应当如此是因为走路本身就是愉快的或有用的（有益健康）；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在这条路的尽头有一件无价之宝，那么，走路的命令对我们就有不可抗拒的分量。然而，从现代人的视界里消失掉的，正是放在路的尽头的这件珍宝；理由很简单：因为路的尽头本身已经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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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虽然身处我们的时代却必须像尼采首先做的那样，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回到希腊人那些陈旧而显然幼稚的问题上：哪一个高级些，科学还是艺术？谁最高贵，理论的人还是实践的人？是圣徒？还是艺术家？信仰的人还是理性的人？古希腊的理论生活理想几千年来一直塑造着西方人的命运，如果人的心目中不再出现古希腊“伟大的存在链条”的景观（即一个经理性安排好了的、从头到尾都是理性可以理解的宇宙），那么，哲学家们自己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堪与古希腊那“伟大高尚”的理论生活理想相媲美的人生目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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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诺德（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论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是其主要作品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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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曾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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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为Zion，一译为天堂、乐园。锡安山为耶路撒冷之一山名，上面建有皇宫庙宇，为希伯来政教及国民生活之中心。常以之作为以色列、犹太或希伯来文化的代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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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伯为希伯来之族长，《约伯记》为《旧约圣经》18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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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耳甫斯教，信仰半神半人的俄耳甫斯，其末世论强调躯体死后的因果报应和灵魂转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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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利赛人，犹太教一派，主张严格遵守口传律法。也有人指责他们拘泥律法形式而忽视其精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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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贝尔（1878—1965），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倡导宗教上的无政府主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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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旧约全书·约伯记》10：9—11。——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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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旧约全书·诗篇》22：1，9，10，14，15。——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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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旧约全书·约伯记》14：1—2。——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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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文为“Passing salute”，也可意译为“随便的颂扬”。——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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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赫尔姆霍兹（1821—1894），著名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者。1863年他曾发表《音乐理论的生理基础》，把基础生理学及解剖学研究和波动的数学与物理学分析结合起来。此外他对热力学、电学和光学等都有贡献。——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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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5章 基督教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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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仰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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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虽然带有希腊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浓厚色彩，但它还是属于人性的希伯来这一面而非希腊那一面，这是因为基督教首先把它自己置放在信仰的基础上，认为信仰的人高于理性的人。于基督教伊始，圣保罗再三告诉我们，他所宣讲的信仰在希腊人看来是愚蠢，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智慧”；当然，“智慧”这词在希腊人说来，意味着理性哲学而非宗教信仰。但是，基督教崛起于一个通过希腊人早已知道了理性的世界，这个历史事实使得基督教的信仰有别于希伯来的《旧约》信仰。古代《圣经》的人虽说知道作为个人经验问题的信仰之不确定性和动摇性，但是他还不知道信仰同理性的全面冲突，这是因为理性本身只是到了后来，才随希腊人一起进入历史的存在。基督教信仰因此比《旧约》信仰更加强烈同时也更加矛盾：它不仅超乎理性，而且如有必要就起而“反对”理性。圣保罗所说的信仰同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只是以后几个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的根基问题，它还是后来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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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现代文明里，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很自然，它是以完全不同于圣保罗时代的外观显现给我们的。因为什么是信仰？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分析或描述它，但是他们的全部谈论都不能在别人心灵上，把这个事实本身再造出来。信仰就是信仰，它充满生机又不可描述。拥有它的人知道它是什么；而那真诚地和痛苦地知道自己不拥有它的人，对它是什么可能也略知一些，因为缺乏信仰的心会感到自己干燥枯萎。不能把信仰描述给彻底理性的心灵，就像不能把色彩的观念传达给一个盲人一样。幸运的是，当我们在别人身上（例如在圣保罗身上，信仰已经支配了他整个人格）看到它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认得出来。因此，充满生机又不可描述的信仰，带有几分生活本身的神秘。信仰和理性的对立，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和合理性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而且，以这样一些措辞表达出来的这种对立，是今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问题是，人的人格的中心应当放在何处才对：圣保罗把这个中心放在信仰里，亚里士多德则放在理性里。这两个概念，有天壤之别，显示了基督教对人的理解在其源头上同希腊哲学大相径庭，尽管很久以后的思想家们可能曾试图来横跨这一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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