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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塞利纳(1894—1961),法国作家。其作品富于抒情笔调,对世界流露出厌恶、仇视、绝望、狂怒情绪。代表作有《长夜漫漫的旅程》(1933)、《缓期死亡》(1936)、《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1959)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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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曼(1885—197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一体主义”诗歌倡导者。其连续性长篇小说《善意的人们》长达27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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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萨特1941年秋写剧本《苍蝇》;该剧本1943年4月出版,6月首次演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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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瑞斯忒斯和复仇女神——据希腊神话,俄瑞斯忒斯是迈锡尼国王的儿子。其父曾为其母的情夫所害。他长大成人后为父报仇,杀死了其母及其情夫。后在雅典娜帮助下终于逃避了复仇女神的惩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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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原文为“bad faith”,其对应法文为“mauvais foi”,意即自欺,倘若照字面直译,便是“坏信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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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杜莎,据希腊神话,头上长毒蛇的恐怖女妖,视其者即变为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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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原文为“sPiritual man”,亦可译为“宗教的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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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四编 整体的人对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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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复仇女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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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开始先考察了当今时代人和哲学的情势;然后勾勒了理解这种情势必须面对的历史背景;继而考察了四位哲学大师,他们对那历史隐含的诸多问题作了系统而又明确的说明。现在,在本书的结尾,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回到此时此地的世界情势,这是一切理解都必须由之发端又都必须回归的地方。因为在所有存在主义的思想中,最成问题的正是我们自己,正是我们这些发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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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四位哲学大师——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存在主义的所有各个层面;在我们不曾详尽论述的存在主义者中,或许有些人物更合个别读者的胃口。然而,在我看来,从思想上说,这四个是存在主义运动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人物。至少我认为他们提出了西方历史这一阶段哲学争论的、其实也是人类本身的主要问题。虽然这些思想家中有些——尤其是海德格尔——曾经拒绝承认“存在主义者”这个称号,但是这个事实不应当妨碍我们透过他们看到一个明确界定的运动。我们可能记得,康德一度抗议把“唯心论者”这个称号用到他的头上——这也很有道理;但是,历史在对哲学家进行分类时非常粗野,唯方便是图,因而置康德的抗议于不顾,现在所有的教科书还是把他列入唯心主义阵营——这也同样很有道理。或许历史的粗手受控于一种非常敏锐的现实意识,相形之下,哲学家则缺乏这种意识,从而为其当如何称号这样的细枝末节争吵不休。历史超越一切歧异和口角,在更深的层次上感觉到源泉、影响和环境的统一性;就像本书的读者到这个时候(如我所希望的)会感觉到,还是存在着某些明确界定的论题,乃至某些确定的彼此同意的主题,是我们所谓存在主义者的所有人物以及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内容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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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考察过的这四位人物,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来说已经够了,因为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个存在主义的通论或纲要,毋宁是讨论下面这个更加中心的问题:存在主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不是取它的外在意义,认为无非是这些哲学家所谈资料的稍加整理;而是从一种较为内在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我们问过,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要以这种方式并由这些哲学家来表达?或者,用回应海德格尔的措辞讲,在西方人的存在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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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本书一以贯之的论题和主题;现在它又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由之出发的起始点,即当今时代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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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人居住的水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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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在本书里始终都被当作靶子,这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美国读者尤其会感到如此。哲学教师在我们这个国家是一项意义不明的行当;我既身为哲学教师,便有可能看清楚理性对美国生活的统辖实在岌岌可危;这不仅对大多数学生是真的,而且对有教养的人、对知识分子也是真的;在这些人看来,在我们美国,哲学概念完全是一种异在的和令人困窘的东西。因为在实际生活上,美国人不仅是非理性主义的,甚至是反理性主义的。美国人作为一种新的人类类型的魅力,他不讲究精美但求方便的实用主义,他的天真自然及对经验的开放性,这些全都让他感到恰到好处,其所以会如此,完全是由于他天生不善思索。两个最伟大的美国当代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之所以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乃是得力于他们驾驭物理事实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他们对观念和微妙心理有什么深刻的把握。那么,对于理性主义的种种批判——如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今天对美国人会有什么意义呢?美国人现在绝不可能盲目接受古典的柏拉图主义——绝不可能像沿袭柏拉图传统的哲学家们那样,变成尊崇神圣理性的虔诚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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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帖适度的理性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对美国生活会是十分有益。但是,存在主义抗议的实质在于理性主义能够弥漫整个文明,使得处于这种文明影响下的个人越来越不思想,甚至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思想了。理性主义只要支配着生活本身据以运行的基本方式和常轨,它就会造成这种情况。技术是理性主义的一种物质化身,因为它源于科学;官僚政治是理性主义的另一种化身,因为它旨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控制和安排;而这两者——技术和官僚政治——一直在越来越有力地支配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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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为存在主义靶子的,与其说是理性主义,倒不如说是“抽象性”;现在,在这讲求技术和官僚政治的时代,生活的抽象性确实也值得认真考虑。工业技术推广方面新近朝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是大众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机器不再只制造物质产品;它也制造精神产品。千百万民众都靠着固定老套的大众艺术为生,在种种抽象形式中,这种艺术是危害最甚的,因为它可能使民众把握任何一种人类实在性的能力迅速丧失殆尽。如果说在孤独的人群(在大卫·里斯曼很久以前就为基尔凯戈尔所发现)中,这里或那里尚有一张面孔闪烁着一缕人性微光的话,则它在对电视荧光屏的受催眠般的凝视中很快就又会变得茫然的。几年前,当电视转播一次月食时,E·B·怀特(1)在《纽约人》杂志上撰文说,他感到历史上某个急剧转折时刻已经到来: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象”;基尔凯戈尔曾谴责过他那个时代的抽象性,说它是一个“映象时代”,但是他那时心里首先想到的却似乎是教授型知识分子的抽象性,这种人看不到实在生活,只看到自己心灵对生活的映象。然而,我们却为我们的时代造出了一种新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带有群众性质;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既然卓绝地控制着科学技术,便可以提供一套现成的映象来取代实在的事物,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大学里的青年学生,而是为了千百万民众。我们走上非真理的旅程比基尔凯戈尔想象所及的还要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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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同合理的不是一码事。我这一生听到过非常讲理性的人说出过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最疯狂的话;而且这些话是完全依照理性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从来没用过什么洞见或感觉来核对检验推理过程中的任何一点。如今,在我们的公众生活和政治生活里,接受了从人性角度看是最不合理的行为,只要它戴上理性面具打着“官腔”说出就行;这种“官腔”就是理性自身的修辞学。请看一下最近的一项通告:科学已经能够造得出一种“不产生放射尘”的氢弹——诚然,不是完全的“不产生”,但已经是“95%的不产生”,甚至是“96%的不产生”了。当然,这种计量数据使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合乎科学、合乎理性,致使人们不再反躬自问这整个事情的人的意义何在。无疑,他们会告诉自己说,必须有一连串完全合乎理性的论证,这些论证从必须有氢弹这个前提开始,一直推出必须有“不产生放射尘”氢弹的结论——否则战争本身就会变得不可能了!这件事很让我们犯疑,尽管现代生活的理性秩序极大增强了,但是,在“合理的”这个词的人性意义上,人却一丁点也没有变得更加合理些。完全的理性甚至可能同精神病也并非不相容。其实,精神病甚至很可能就是由完全理性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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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有人提出反驳说,对我们时代的人类可能出什么事这样一种恐惧——就当今而言,就是对原子灭绝人类这种特殊恐惧——是一项经常出现的事件;人类在每个时代都曾有过这样一些恐惧,但却还是设法从种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中继续生存下来了。卡尔·雅斯贝斯引用4 000年前一个埃及人的怨言,说万物将要在他那个时代毁灭:“盗贼蜂起。……无人耕作。人们都在说,我们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会出什么事。”而奥尔特加-加塞特也引证拉丁诗人贺拉斯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发出的哀叹说,“我们(贺拉斯及其同代人)是父辈们退化的后裔,而父辈们又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退化而来的。”重返人类古代的美好状态,重返过去某个黄金时代,其实是人类本性的永久倾向。当今时代的情势,如果我们充分了解它的话,就必定总显得对人有很大威胁: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加以改变或补救的情势。对所有的人来说,今天永远是在从昨天的废墟里给自己掘出一条路来。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把我们的时代比过去的时代估价低些——或高些——的问题;因为在本书里我们自始至终都在指出,我们的时代在各个不同领域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和力量。因此,这个问题毋宁是就当今时代的全部特性对它作一番估价。如果像存在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本真的生活并不是用盘子奉献给我们的,而是牵涉到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时空范围内自我决定(自我限定)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其威胁和允诺两个方面认识并且直面我们时代。当然,仅仅说每个时代都曾经像现在一样,人类虽然一向受到威胁却还是设法活了下来,这是不够的。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每个时代都不相同:每个时代在其所允诺的和所威胁的这两个方面都是独特的;而且有时灾难也确实发生了。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包括最后把他自己及其星球炸成粉末的力量,就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时代的独特性。但是,对立面的规律,人类这个最古老的悲剧性智慧,使人想到在达到力量的制高点之后人便像俄狄浦斯那样必然要经验到他的绝对的无能为力。“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今已有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朝那个方向运行,现代艺术的证言就是其中一例,这在前面我们就讨论过了。拿我来说,我个人深信,人类在喝干他自己无能为力这杯苦酒之前,是无法向前再跨出一大步的。然而,麻烦在于这种磨炼人的经验可能只会同他自己世界的毁灭一起到来,在这一场大灾祸中,那悲剧的主角也毁灭了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所有落入俗套的政治学看上去都非常陈旧;它们如此可悲地落后于人的实际情势,甚至落后于我们现代关于人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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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局势中两个主要竞争对手都植根于启蒙运动,至少就他们各自文明反映出来的关于人的一般概念而言是如此。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当它建国时,适值历史意识的灵光非常强烈的时代;它不是从它自己的史前史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再说,它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全盛时期建立起来的,而且还是由分享那个时期清楚明白理性的人们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土地在美国人看来,像是一块有待征服的异在的荒野,一种充满敌意的、与他自己相对立的东西,而不是他自己及其制度所谓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东西。由于在史前史和潜在无意识方面缺乏欧洲人那样的根,美国人在意识方面,尤其是在实用意识方面,表现出一种令人羡慕的自由和灵活性。但是,著名的美国式的“天真无邪”也就随之而来;所谓“天真无邪”,用哲学术语讲,简单说来,就是指对人类实在很有问题这一点一无所知这么一种性质;这给欧洲人留下了异国情调的印象,甚至还可能觉得有点不太老实。因此,美国人在处理对外政治人性方面就显得很笨拙,总是理解不了他的欧洲盟友为什么老是对他侧目相视,为什么老是怀疑他的慷慨和善意。萨特详细叙述过他在我国访问期间同一个美国人的谈话。那个美国人坚持认为,只要人们肯聚到一起又都讲理性,所有的国际问题就统统可以解决;萨特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过了一会儿,他们之间的讨论便无法继续下去了。萨特说,“我相信邪恶的存在,而他却不以为然。”美国人还不曾意识到的东西,就是那包围着整个人类启蒙思想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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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竞争对手的哲学,如果只看它最好的、最“理想”的方面,也就是它至今还能唤起千百万人热忱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回复到了马克思那段非常出名也应当出名的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这里马克思是以费尔巴哈那一代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一员的身份讲这段话的,这些人转而反对黑格尔及其国家观念而达到具体的人,有血有肉的历史的人。他们说,这种现实的和历史的人,就应当是人类的根本,是社会和国家的根本。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没有问,这就是:这个个体的人又扎根于何处?人是高度有问题的和自我发问的动物,他作为这种动物的彻底有问题的本性,被命定而又轻易地抛到视野之外了。马克思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社会问题上,设想人实现其充分人性道路上的惟一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方面,他只是附和了启蒙思想的乐观想法:既然人是一个理性动物,则妨害他圆满实现其人性的惟一障碍就必定是客观的和社会的。共产主义,遵循马克思,因此总是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两重性:在理论上对人性抱着最天真的乐观看法,而在实践上却对人类持最疑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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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事实上,在其实际的历史展开中,共产主义或已变成共产主义的真正哲学家,如我们所已看到的,乃是尼采。权力问题变得至高无上;它僭越了其他一切东西,如在米洛万·吉拉斯(3)所著《新阶级》这部新近出版的值得注意的著作中揭露出来的那样。控制自然、驾驭万物的集体努力,要求一些人有权驾驭其他一些人;这项运动到头来就把下层人只当作物看待,因为它的思想很久以来就已抛弃了所有承认人的个性及其主体性的范畴。这件事的历史转折点是列宁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天才和圣保罗。在1917年流放回来之前,列宁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国家与革命》;他在这本小册子里依据最天真最乌托邦式的理性主义讨论人性问题;但是,一当他返回俄国投身于实际政治时,他这个有力的政治家,心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并且只有一个问题:权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手册把讨论人性问题的各种哲学都叫作“非理性主义”。当然,他们的理性主义只在于科技智能,在于控制万物(以及简单地被看做物的人);而且,这种把科技智能抬高到人的其他一切属性之上的做法往往演变成可怕的行动,就像最近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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