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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一个理是讲市场经济、成本核算、优化组合、按劳分配等，另一个理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宗旨。这后一个理是我们作为执政党的带根本性的大道理。如果这么多群众的困难长期解决不了，如果对他们的疾苦不闻不问，我们就够不上叫共产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失去自身存在的历史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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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5年4月10日—16日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的谈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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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讲优胜劣汰。你的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经济效益不好，工人工资就少，奖金就没有，有些甚至还得下岗。但这只是市场经济的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困难，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负责。不讲前面的理，搞不了市场经济；不讲后面的理，不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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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5年9月9日接见《工人日报》全国大中型企业宣传发行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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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不是我们选择的路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脚以及穿的鞋还不适应所走的路。我们要千方百计研究如何克服我们自身不适应的东西，而不能因为自身不适应，就想把向前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回拉，重新回到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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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3年7月2日—5日在承德市考察工作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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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问题是一个有待在实践中继续研究的问题。最后判断的标准，还是“三个有利于”，怎么“有利于”就怎么搞。“三个有利于”，没有必要前前后后加那么多话，加得太多就冲淡了小平同志本来想强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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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8年7月9日、13日同部分政协委员就经济问题座谈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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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定性，先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讲过，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先起个小名，这小名不讲究，叫阿猫、阿狗、铁蛋都可以，关键的问题是孩子要养得好，要结实，要聪明，要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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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8年4月17日同温州市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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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和形式，不能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也没有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非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才敢用。凡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就应该允许存在，这不会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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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7年6月27日在天津市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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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国有企业的比重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如果那样，农村改革岂不是倒退？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岂不是搞错了？苏联国有企业比重最高，却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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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6年5月18日在湖北省委汇报会及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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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有制是从苏联套过来的，苏联不是在公有制比重最高的时候垮的吗？所以把提高公有制比重等同于巩固国家安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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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8年7月9日、13日同部分政协委员就经济问题座谈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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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国的国有经济很大一块要让给非公有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觉不自觉、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搞得好，是积极退却，可以收回一大笔资金；搞得不好，节节败退、溃退，会付出很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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