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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种事物，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对改革的评价，要以最终的、综合的效果来检验，看其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看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看是给党带来了荣誉还是带来了群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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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6年3月28日关于改革中的辩证法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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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改革开放中的一切失误都说成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可知论，因为有一部分失误主要是人们的主观因素造成的，是可以避免的，笼统地用“交学费”来辩解，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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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9年10月13日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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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技体制的改革，不积极不行，简单了也不行。慢慢吞吞，犹豫徘徊，不敢开拓前进，会贻误时机；毛毛躁躁，贸然从事，一哄而起，也会欲速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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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5年8月2日在天津市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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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在深化改革的转折时期，出现一些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情况，发生这样那样的消极现象，要客观具体地分析，不能惊慌失措，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因噎废食，由于一时的曲折或某些非议而动摇改革、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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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7年12月8日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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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把所有不满的事，不好的事都和物价连在一起，社会上流传的“火车亲嘴，飞机打滚，轮船沉底，物价没准”就是一例。就目前来讲，物价问题已不简单是价格的涨落、调哪种物价的问题，它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群众问题、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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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8年8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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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改革、求发展，要横向讲协调，纵向讲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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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8年11月8日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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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改革是协调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是配套改革的目标。我们必须对两者统筹兼顾，以配套改革促进协调发展，以协调发展支持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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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00年5月11日在加中贸易理事会举办的午餐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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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有计划地放开、有控制地搞活，是一个必须研究解决的大课题。放得开、放得活，是控制能力强的表现。要放风筝，不要“放生”，就是放得出去又收得回来，从放收的程度看控制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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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9年9月9日—14日考察广东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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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控制的放开就是乱，离开搞活的控制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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