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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4年2月18日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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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父子吵架，夫妻不和都属于家庭纠纷，但是如果杀了人，无论是父亲杀儿子，还是丈夫杀妻子，就不能再说成是家庭纠纷问题了。任何宗教、任何教派、任何个人都不能置于国家法律之上。处理西吉事件，必须高举保护人民的旗帜——保护人民利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高举维护法律的旗帜——维护法律的尊严，制止一切违法犯罪行为。这是核心问题，是我们制定文件的根据，也是执行文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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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3年8月30日关于迅速平息宁夏西吉沙、陈械斗事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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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闹事是公安、政法委、军队一拨人的事，更多的人还是好好弄生产去，比如弄畜牧业，弄水电，弄格尔木去。我们有这么多党员、干部，基本群众又都站在我们一边，就算有点事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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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6年7月25日听取青海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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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单的、抽象的提法概括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至不同意见和具体偏差，容易把事情搞坏。应当说，大汉族主义有，地方民族主义也有，“两个主义”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两个主义”的帽子不要轻易戴，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处理问题，总是要使大家化解矛盾，消除隔阂，更好地团结起来。动不动就上纲，就戴大帽子，听起来很解气，实际上很坏事。这既不利于团结，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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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3年2月24日在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民族、宗教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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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汉族干部所不能或难以替代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开展民族工作方面，有些话由他们直接说，有些事由他们出面办，有些工作由他们亲自去做，往往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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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4年7月4日同新形势下民族、宗教问题研讨班学员座谈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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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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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宗教信仰自由，而宗教从世界观上来说和马列主义就不同。不能要求有宗教信仰者也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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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2年12月4日同赵朴初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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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而决不是什么虚伪之辞、权宜之计。那种认为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之间势不两立的看法，是错误的；同样，那种认为坚持唯物论、无神论就是要对宗教采取反对态度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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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8年10月14日会见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访华团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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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问题是一个历史现象。如果承认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承认其阶段性，承认宗教是个人的私事，当然就要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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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6年3月7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讨论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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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你不信、我信，或者我不信、你信，这是个人的私事。不能说因为你信神我不信神，或我信神你不信神，就对立起来。我妈妈信佛教，她要烧香，要吃素。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很敬爱我的母亲，我们之间并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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