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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在所谓新闻自由的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利益集团操纵新闻和公共舆论。美国政府及其利益集团对后来日益加剧的东西方不信任、猜忌和紧张，冷战的逐渐升级，负有很大责任。东西方冷战的逐步升级，正构成《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国际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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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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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英文版的“跋”中，长篇回顾了20世纪40—50年代发生在西方知识分子阵营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贝尔多次提到一些右翼知识分子扮演的特殊角色。贝尔自称是文化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但他是政治上的左翼知识分子或进步人士。这一点从他一再主张的自己的政治思想来源中得到明示。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题献给悉尼•胡克，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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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在“致谢”中特别提到思想导师悉尼•胡克对自己的人格和思想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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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人格思想上，我最应当感谢悉尼•胡克。他教会我鉴赏各种观念。虽依常理，我从未做过他的学生，但在与他共事过程中，在与他作偶有争议的丰富思想交流中，我受之于他的实在太多。尽管我不赞成胡克的某些偏好，但我分享着他的绝大多数思想关切。我仰慕其人格和思想勇气，无论事业有多么不顺，他都一如既往，拒绝逃避战斗，拒绝抛弃朋友。但凡受其传道授业者皆知，此乃一代宗师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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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是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得意弟子，当时担任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又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胡克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一位在实用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两面都不讨好的美国哲学家。但他认为自己是为数不多真正读懂马克思的美国学者。1947年，胡克对自己的马克思研究作出了如下自我评价：“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与关于他的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相冲突……假如我对马克思的意思的理解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也许将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在美国探索和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项事业，这是贝尔评价胡克“无论事业多么不招人待见”所指的对象，也是贝尔对胡克在人格和思想上表示敬佩的原因。在晚年自传中，胡克回顾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在那场著名文化争论中扮演的思想解放角色，并称赞贝尔是那场争论的出色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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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尼尔•贝尔的思想领导下，以米兰大会为开端，该大会组织了达到任何一所名牌大学都将引以为荣的思想水平的二十四场国际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讨论了大量论题，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意识形态的终结”。它与其说表现了真实的事态，不如说表达了人们的希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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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人类文化正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的担忧。贝尔的工作无疑是在胡克的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写作《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贝尔又自称是马克思和杜威的弟子，就不难理解了。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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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导师是杜威和马克思。我之所以认杜威为导师，是因为他坚持不从结构（习惯）开始，而从问题开始，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某件事情何以会产生问题，事物何以处于流变之中，人们做了什么，等等。我之所以认马克思为导师，是因为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视，对作为变革环节的危机的重视，对政治的重视。他认为，作为一种活动，政治深深地扎根于具体利益中并体现在各重大战略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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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把马克思和杜威当作自己的思想导师，更自称是胡克的弟子，这样从马克思开始，经过杜威，一直到胡克，贝尔清晰地交代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贝尔是进步的有良知的世界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反省和批判，并不逊于他对当时苏联的全面反省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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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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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意识形态的终结》虽然写于东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立时期，但它也正好是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时期。表面看来，它与中国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中国谋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道路，正是贝尔所希望的第三世界地方性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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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之后，意识形态并没有马上走向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的紧张气氛反而有日益加剧意识形态斗争激化的趋势。1972年，布热津尔斯基发表《不战而胜》，1989年弗兰西斯•福山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同名著作。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8]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引发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冷战思维的轨迹。“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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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美国社会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最终都不成气候。一些原来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最后要么半路退出，要么走向反面，要么停留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反省，探索美国何以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革命的原因。贝尔认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或阶级立场的简单站队就能解决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美国社会，美国的问题不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和自觉，而是工人阶级被日益成长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所取代。随着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阶级，加上大量外来移民的不断介入，使得美国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要求被一再地延后，直到最终被完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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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对缓和美国社会矛盾所起的作用。各种社会思潮和正义理论对引导社会朝着良序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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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丹尼尔•贝尔先于约翰•罗尔斯、米歇尔•福柯和迈克尔•桑德尔看到了杰米里•边沁圆形监狱（功利主义效用原则的最完美体现）在现代社会基本制度建构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先于罗尔斯、福柯和桑德尔，丹尼尔•贝尔看到了杰米里•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政治社会学意义。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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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边沁来说，工厂和监狱的这种同一化也许是非常自然的。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监狱和工厂借助功利主义的整齐和效率观统一了起来。功利主义的根基——边沁给予阐明的这种新的行为样式——是一种对秩序的狂热寻求，并且是对于各种动机的精确计算。假如确切地给予测算的话，那么那种精确计算将刺激每个个体达到一种恰当的诚实和工作的程度。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合理性的新定义：它不是理性的规则，而是测量的规则。有了它之后，人们自身就可以受到约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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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接着引用了阿尔多斯•赫胥黎的一个说法：“在今天，每一个有效率的办公室，每一个时新的工厂，都是一个圆形监狱。在其中，工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被囚禁于机器之中。”贝尔进而评论道：“如果说这种谴责是真的，那么它向美国提出了最为沉重的控诉。”[10]同样，福柯把边沁的圆形监狱称为人类心灵史的一个重大事件。与赫胥黎和贝尔不同的是，福柯从空间角度来解读圆形监狱，他把圆形监狱看做一种功利主义的空间哲学。福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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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莫不如此）。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一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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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虽然实现了在解读圆形监狱上从时间关系向空间关系的转换，但是并没有改变圆形监狱的基本哲学内涵。福柯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搬用了赫胥黎和贝尔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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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承认，当代美国首先是一种机器文明，一种典型的注重效率的功利主义文明。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他用多章篇幅讨论了美国工人阶级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善，美国工人运动的逐渐衰落。他认为，功利主义从根本上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在经济领域，贝尔仍然相信自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的基本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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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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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近代启蒙、近代科技一起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成就，是“意识形态”的出现。政治哲学总是带有时代烙印的，免不了同时代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关系。意识形态曾经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在马克思那里是如此。意识形态总是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甚至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武器。政治哲学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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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涉及公共话语权或公共舆论问题。一方面，每一位公民都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的权利，即使他们的意见和主张是错误的。在社会中，不同个体的思想观念通过在公共空间或媒体的发表和传播，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最终会影响甚至左右公民的思想和言论。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也涉及公共的重要权利。它涉及，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有自由表达自己言论的权利。第二，每一位公民有表达自己的言论的权利，但保证不了都能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也就是说，公民意见的社会影响力大小存在显著差异。第三，能够在公共舆论中发表意见的公民只是极少数，与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公民相比，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占有明显优势。第四，在公共舆论中，会形成主流公共舆论，它们对社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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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现代社会，国家或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意识形态或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力量的强弱不表示观念的正确或错误，但总是涉及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公共舆论，以便使公共舆论更好地为政府服务。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意志。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在战争年代，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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