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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近代启蒙、近代科技一起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成就，是“意识形态”的出现。政治哲学总是带有时代烙印的，免不了同时代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关系。意识形态曾经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在马克思那里是如此。意识形态总是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甚至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武器。政治哲学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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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涉及公共话语权或公共舆论问题。一方面，每一位公民都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的权利，即使他们的意见和主张是错误的。在社会中，不同个体的思想观念通过在公共空间或媒体的发表和传播，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最终会影响甚至左右公民的思想和言论。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也涉及公共的重要权利。它涉及，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有自由表达自己言论的权利。第二，每一位公民有表达自己的言论的权利，但保证不了都能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也就是说，公民意见的社会影响力大小存在显著差异。第三，能够在公共舆论中发表意见的公民只是极少数，与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公民相比，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占有明显优势。第四，在公共舆论中，会形成主流公共舆论，它们对社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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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现代社会，国家或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意识形态或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力量的强弱不表示观念的正确或错误，但总是涉及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公共舆论，以便使公共舆论更好地为政府服务。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意志。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在战争年代，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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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1989年前后的迅速崩溃，美国“9•11”事件的实际发生，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不安，所有这些事件进一步证实了贝尔当年的预言。2000年，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40年之际，贝尔写了一篇以“新世纪续写历史”为题的新版序言，对“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关系作了澄清。他在文中特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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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以宣布两个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而告终。两者看似相似，实则相去甚远。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历史的回顾，而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谬论的成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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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他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派，认为世界应当早一点结束冷战状态。“历史的终结”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反面，因为福山仍然纠结于历史的“唯一性”，人类历史方向的无法选择性，甚至是人类苦难的不可避免性，仍然把19世纪以来的普遍主义思想强加于整个人类社会。这是贝尔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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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之后，布热津尔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表面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都充分暴露出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资本主义，引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某个唯一的目标和终点。这同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宗旨相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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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26年之后，中国也渐渐走上了一条告别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渐摆脱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以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就是突破旧的意识形态框框，在思想上进行伟大创新和积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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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全面成就，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胆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伟大理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和伟大实践，回应了胡克和贝尔的疑虑。实际上，至少从孙中山一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摸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中国已经成功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文明，从分裂走向团结，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独裁走向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用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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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自身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回应各种挑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正日益成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封闭和教条年代，是一种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意识形态。中国正在全面融入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正义，推动各国人民开展积极对话和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开放、积极、和谐、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已经自成体系，并对整个世界产生着积极影响。中国人民正在“续写”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日益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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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腐败、犯罪、腐化、堕落等社会问题也会长期困扰着我们。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假公济私。腐败的本质就是抹去价值和利益的差异，一切都可以待价而沽。于是，金钱、权力、良知和思想各取所需。有人说，权力先天地倾向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腐败。这实际上指出了基于价值的公权和基于利益的私利之间的交易。表面看来，权力是社会的中心，实际上金钱才是社会的焦点。金钱完成对一切事物包括权力在内的收购或竞购，它们或公开，或隐秘。《意识形态的终结》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犯罪和腐败问题，但是贝尔仍然认为，腐败和犯罪案件的数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趋于减少，虽然民众的印象是上升。贝尔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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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5年以前和50年以前相比，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尽管电影和电视给人更多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暴力，以及报纸上有更多关于犯罪的“专栏”）。……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或许比别国更大更快。但是关于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相符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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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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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在1960年出版之后有过三次修订。1961年作者删除初版讨论“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章，重写了结论章“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1988年，作者写了一个长篇“跋”，回应了各种批评。2000年，作者以82岁高龄完成新版序言“新世纪续写历史”，表达了对新世纪的深切忧虑和殷切期望。《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根据198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最早由译者完成，于2001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经重新校订，新版根据200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中文版新版除了增加“2000年英文版序言”，译者重写了“译者序”，还添加入不少中文注释，以便读者了解原著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我们觉得，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存在明显的立场错误和学理错误，但是，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当然，对于书中存在的学理错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批判和鉴别。在中文版新版出版之际，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凤女士的支持，感谢妻子饶月琳和女儿瑶瑶的理解和支持，允许我继续游戏于学院文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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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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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写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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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J.Sandel，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Farrar，Straus and Giroux，New York：D & M Publishers，Inc.201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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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一凡：“他见证了美国世纪”，载《东方早报》2011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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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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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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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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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dney Hook，Out of Step：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Harp & Row Publishers，1987），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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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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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3年夏季，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三年后，该文扩展为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6）为题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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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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