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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腐败、犯罪、腐化、堕落等社会问题也会长期困扰着我们。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假公济私。腐败的本质就是抹去价值和利益的差异，一切都可以待价而沽。于是，金钱、权力、良知和思想各取所需。有人说，权力先天地倾向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腐败。这实际上指出了基于价值的公权和基于利益的私利之间的交易。表面看来，权力是社会的中心，实际上金钱才是社会的焦点。金钱完成对一切事物包括权力在内的收购或竞购，它们或公开，或隐秘。《意识形态的终结》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犯罪和腐败问题，但是贝尔仍然认为，腐败和犯罪案件的数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趋于减少，虽然民众的印象是上升。贝尔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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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5年以前和50年以前相比，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尽管电影和电视给人更多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暴力，以及报纸上有更多关于犯罪的“专栏”）。……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或许比别国更大更快。但是关于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相符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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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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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在1960年出版之后有过三次修订。1961年作者删除初版讨论“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章，重写了结论章“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1988年，作者写了一个长篇“跋”，回应了各种批评。2000年，作者以82岁高龄完成新版序言“新世纪续写历史”，表达了对新世纪的深切忧虑和殷切期望。《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根据198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最早由译者完成，于2001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经重新校订，新版根据200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中文版新版除了增加“2000年英文版序言”，译者重写了“译者序”，还添加入不少中文注释，以便读者了解原著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我们觉得，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存在明显的立场错误和学理错误，但是，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当然，对于书中存在的学理错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批判和鉴别。在中文版新版出版之际，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凤女士的支持，感谢妻子饶月琳和女儿瑶瑶的理解和支持，允许我继续游戏于学院文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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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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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写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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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J.Sandel，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Farrar，Straus and Giroux，New York：D & M Publishers，Inc.201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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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一凡：“他见证了美国世纪”，载《东方早报》2011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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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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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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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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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dney Hook，Out of Step：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Harp & Row Publishers，1987），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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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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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3年夏季，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三年后，该文扩展为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6）为题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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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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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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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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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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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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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2001年中文版译者序——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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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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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重要思想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贝尔一直是一位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做是一位未来学家[3]、哲学家[4]、政治学家[5]、社群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等等。[6]贝尔的学术活动同时涉足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是一位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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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1961年，1988年）、《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等。其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中译本已经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种综合性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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