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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26年之后，中国也渐渐走上了一条告别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渐摆脱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以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就是突破旧的意识形态框框，在思想上进行伟大创新和积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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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全面成就，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胆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伟大理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和伟大实践，回应了胡克和贝尔的疑虑。实际上，至少从孙中山一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摸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中国已经成功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文明，从分裂走向团结，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独裁走向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用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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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自身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回应各种挑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正日益成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封闭和教条年代，是一种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意识形态。中国正在全面融入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正义，推动各国人民开展积极对话和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开放、积极、和谐、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已经自成体系，并对整个世界产生着积极影响。中国人民正在“续写”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日益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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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腐败、犯罪、腐化、堕落等社会问题也会长期困扰着我们。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假公济私。腐败的本质就是抹去价值和利益的差异，一切都可以待价而沽。于是，金钱、权力、良知和思想各取所需。有人说，权力先天地倾向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腐败。这实际上指出了基于价值的公权和基于利益的私利之间的交易。表面看来，权力是社会的中心，实际上金钱才是社会的焦点。金钱完成对一切事物包括权力在内的收购或竞购，它们或公开，或隐秘。《意识形态的终结》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犯罪和腐败问题，但是贝尔仍然认为，腐败和犯罪案件的数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趋于减少，虽然民众的印象是上升。贝尔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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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5年以前和50年以前相比，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尽管电影和电视给人更多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暴力，以及报纸上有更多关于犯罪的“专栏”）。……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或许比别国更大更快。但是关于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相符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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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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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在1960年出版之后有过三次修订。1961年作者删除初版讨论“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章，重写了结论章“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1988年，作者写了一个长篇“跋”，回应了各种批评。2000年，作者以82岁高龄完成新版序言“新世纪续写历史”，表达了对新世纪的深切忧虑和殷切期望。《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根据198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最早由译者完成，于2001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经重新校订，新版根据200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中文版新版除了增加“2000年英文版序言”，译者重写了“译者序”，还添加入不少中文注释，以便读者了解原著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我们觉得，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存在明显的立场错误和学理错误，但是，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当然，对于书中存在的学理错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批判和鉴别。在中文版新版出版之际，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凤女士的支持，感谢妻子饶月琳和女儿瑶瑶的理解和支持，允许我继续游戏于学院文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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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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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写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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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J.Sandel，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Farrar，Straus and Giroux，New York：D & M Publishers，Inc.201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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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一凡：“他见证了美国世纪”，载《东方早报》2011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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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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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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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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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dney Hook，Out of Step：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Harp & Row Publishers，1987），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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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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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3年夏季，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三年后，该文扩展为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6）为题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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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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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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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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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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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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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2001年中文版译者序——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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