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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担心：“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但是现在，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今天，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待价而沽。”[1]由于人们模糊了价值和利益的差异，自由市场法则已经超越自由市场领域，向几乎所有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如公民的政治资格、社会身份、入学和就业机会、就医和医疗保障机会、基层公民权利，等等，都可以用货币单位来交易。其中，最令人忧虑的莫过于权力、良知和思想的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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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不得“待价而沽的”公共善。按常理，权力最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中国先哲早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警告。“苛政猛于虎”是“权力滥用”的现实表现，其根源在于权力的币值化。“待价而沽的”权力虽然理论上站不住脚，但是作为现实效用原则，权力寻求对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必须给予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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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道义上讲，权力不得“待价而沽”，那么，与权力相比，人的良知可以待价而沽吗？人的思想可以自由买卖吗？谁是买主，谁是卖主？谁来决定良知或思想的价值？什么是思想市场？假如意识形态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思想市场如何开展？假如思想不能自由流通，思想市场还会存在吗？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根据什么规则运作？如此等等，这些是我们谈论思想观念、智慧产品、文化产业、传媒市场时常常涉及的话题，而它们又总是与同一个核心概念“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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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借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2000年修订版出版的机会，我想重提这些问题，至于答案，则留给读者和研究者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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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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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当代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尔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1961，1988，200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标志着贝尔在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其学术活动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借用赵一凡先生的说法，哈佛学生戏称贝尔为一座“圣三一学堂”，以“嘲讽”其渊博学识（贝尔生前长期居住在哈佛神学院边上的一幢别墅里直到去世），这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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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贝尔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估，较为公允地展示了当时思想市场和意识形态的整个场景。贝尔看到，东西方严峻的意识形态对垒，导致思想市场实际上被人为割裂为几个相互封闭的市场。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对抗，导致现代世界的高度分裂。贝尔认识到，这种冷战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于是便有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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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意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对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劳工运动、犯罪浪潮、权力腐败、政治意识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论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在2000年版的新版序言里，贝尔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在挣脱意识形态沉重枷锁之后，东欧许多地区及其他地方将重返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老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正经历重大的政治分裂；各族人民追求自我认同，有可能倒退到更加原始的状态。它是唤醒世人躲避普世性意识形态陷阱的警世录，被西方媒体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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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称赞《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2]在我看来，《意识形态的终结》集哲学思辨性、文学人文性、历史趣味性和科学严谨性诸多优点于一身，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学术经典。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采用的是文学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文学文献的引用增加了著作的可读性，丰富了著作的历史文化底色。社会科学文献的大量参照，尤其是科学数据的精确引用，保证了著作的可信度。穿插其间的大量社会历史事件，加上顺手拈来的人物典故，添加了著作的趣味性，使它成为一部非同一般的政治思想读物。作者在书中同时涉猎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而他对每一个专题都能够作出精确无误的把握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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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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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方面导致了以纳粹德国为中心的法西斯同盟的失败和解体，另一方面导致了反法西斯同盟的瓦解和欧洲的分裂。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对垒，世界进入冷战时代。而这种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埋下。丹尼尔•贝尔对此作了如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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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有意贬低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的矛盾立场加深了这些混乱，并且增加了恐慌：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都低估了过去共产主义渗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政府放任安全条例的滥用，那个条例无视个人自由和权利。对韩国的入侵、对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情绪化反应，那个反应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共产党；特别是惠特克•钱伯斯对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存在间谍网的揭露；加拿大间谍调查、对英国人阿伦•南梅的审讯以及罗森柏格案件中对苏联窃取美国原子秘密的披露，所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国内的紧张气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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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分裂具有意识形态的根源，冷战的双方都有责任。与右翼知识分子一味指责苏联不同，在“诚实的错误”一文中，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披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时刻，坚定反共的极右力量代表、美国《时代》周刊外事编辑钱伯斯对苏联关键新闻报道的篡改、控制和封锁。罗蒂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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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曾经帮助说服美国舆论，一旦把希特勒安顿好了，希特勒必定会向斯大林开战。在一个关键的年份——1944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作为《时代》周刊外事新闻编辑，他无情地篡改甚至简单地丢弃外事新闻记者撰写的报道，因为那些报道矛盾于或削弱了他想要《时代》周刊传递的反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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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的编辑工作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钱伯斯成功地说服亨利•卢斯，推行强硬的反共路线，所有卢斯出版物最终都采纳了这一路线。钱伯斯为雅尔塔会议拟写了一篇诋毁报道，卢斯根本不相信它会发表出来。到了1945年，他同样真诚地怀疑，正像拒绝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各出版商野蛮地对待奥威尔那样，我们是否会野蛮地对待斯大林。像那些出版商一样，卢斯仍然希望有机会，把苏联和民主国家之间战时合作扩大到战后。他们不想做将妨碍这个希望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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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钱伯斯的文章仍然登了出来。替卢斯工作的大多数记者向钱伯斯爆出了最猛烈的抵制怒火。亨利•华莱士在1948年总统竞选中表达了许多美国媒体在1945年持有的意见。华莱士在那一年赢得的百万张选票，见证了美国舆论就斯大林和战后世界性质存在的分歧。那个分歧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既为美国对待列宁时期的苏联感到羞耻，又合理地担忧，反共政策将被共和党利用，用作尽可能废除新政的借口。这些人实际上很勉强地支持杜鲁门主义，或接受乔治•凯南关于有必要包容苏联的意见。钱伯斯完全理解这些华莱士铁杆支持者的心理状态，他要尽量改变它，他取得了重大成功。三年以后，卢斯迫于同事抱怨的压力，把钱伯斯从外事新闻岗位上撤了下来。但《时代》周刊的观点已经成为如钱伯斯所愿的那个样子。在卢斯组织内部，当时的媒体核心层，钱伯斯输掉了一次战斗，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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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在所谓新闻自由的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利益集团操纵新闻和公共舆论。美国政府及其利益集团对后来日益加剧的东西方不信任、猜忌和紧张，冷战的逐渐升级，负有很大责任。东西方冷战的逐步升级，正构成《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国际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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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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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英文版的“跋”中，长篇回顾了20世纪40—50年代发生在西方知识分子阵营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贝尔多次提到一些右翼知识分子扮演的特殊角色。贝尔自称是文化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但他是政治上的左翼知识分子或进步人士。这一点从他一再主张的自己的政治思想来源中得到明示。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题献给悉尼•胡克，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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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在“致谢”中特别提到思想导师悉尼•胡克对自己的人格和思想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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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人格思想上，我最应当感谢悉尼•胡克。他教会我鉴赏各种观念。虽依常理，我从未做过他的学生，但在与他共事过程中，在与他作偶有争议的丰富思想交流中，我受之于他的实在太多。尽管我不赞成胡克的某些偏好，但我分享着他的绝大多数思想关切。我仰慕其人格和思想勇气，无论事业有多么不顺，他都一如既往，拒绝逃避战斗，拒绝抛弃朋友。但凡受其传道授业者皆知，此乃一代宗师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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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是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得意弟子，当时担任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又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胡克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一位在实用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两面都不讨好的美国哲学家。但他认为自己是为数不多真正读懂马克思的美国学者。1947年，胡克对自己的马克思研究作出了如下自我评价：“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与关于他的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相冲突……假如我对马克思的意思的理解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也许将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在美国探索和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项事业，这是贝尔评价胡克“无论事业多么不招人待见”所指的对象，也是贝尔对胡克在人格和思想上表示敬佩的原因。在晚年自传中，胡克回顾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在那场著名文化争论中扮演的思想解放角色，并称赞贝尔是那场争论的出色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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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尼尔•贝尔的思想领导下，以米兰大会为开端，该大会组织了达到任何一所名牌大学都将引以为荣的思想水平的二十四场国际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讨论了大量论题，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意识形态的终结”。它与其说表现了真实的事态，不如说表达了人们的希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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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人类文化正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的担忧。贝尔的工作无疑是在胡克的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写作《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贝尔又自称是马克思和杜威的弟子，就不难理解了。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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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导师是杜威和马克思。我之所以认杜威为导师，是因为他坚持不从结构（习惯）开始，而从问题开始，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某件事情何以会产生问题，事物何以处于流变之中，人们做了什么，等等。我之所以认马克思为导师，是因为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视，对作为变革环节的危机的重视，对政治的重视。他认为，作为一种活动，政治深深地扎根于具体利益中并体现在各重大战略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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