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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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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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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dney Hook，Out of Step：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Harp & Row Publishers，1987），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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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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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3年夏季，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三年后，该文扩展为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6）为题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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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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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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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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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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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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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2001年中文版译者序——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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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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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重要思想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贝尔一直是一位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做是一位未来学家[3]、哲学家[4]、政治学家[5]、社群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等等。[6]贝尔的学术活动同时涉足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是一位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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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1961年，1988年）、《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等。其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中译本已经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种综合性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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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冷战的产物，《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其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了意义。①他较早提出且较全面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日益趋同的见解。他认为两大社会正在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两者不仅有对抗的一面，而且还可能有相互可以借鉴的方面。因此，丹尼尔•贝尔探讨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状态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较早提出“全球化”观念的西方学者。在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对垒的情况下，在当时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情况下，贝学（1969年至今）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遐迩的刊物《公众利益》。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参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绪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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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临近结尾处明确地提出：“摆在我们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地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参阅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6。）过了30多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不过两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和动机。东西方之间由对抗而趋于对话的过程，经历了几乎一整个世纪。当“现代性”带有太强烈的西方色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现代性”作为西方专利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时候，由于抗拒“西方化”进而抗拒“现代性”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因此，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要走出一条东方式道路的潜意识动机和动力。尔的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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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企业工作效率、劳工运动、政党、政治意识、种族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当然，由于作者立场所致，对于书中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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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7]等著作，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8]，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c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后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9]。进入90年代后，美国的又一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10]，等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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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于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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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自我辩护做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作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但也道出了某些实情。在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都充分地暴露出了其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唯一的目标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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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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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 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出名的”[12]。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做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评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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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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