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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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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几乎是对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理，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被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部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螺旋式进步的辩证逻辑。布洛赫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揭示人类启示之乌托邦原理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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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要终结？”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而文化和思想领域成了一个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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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加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洛兹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它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反苏势力更加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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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并且，那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波拉尼伊、希尔斯、克罗斯兰、李普塞特和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所重，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他们的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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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起，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主题而开展的写作。10年之后，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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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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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贝尔自己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一部前后连贯的研究专著，而是由一些共同线索联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一番社会学考察；考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它与宗教的早期角色，即宗教在变更情感和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对美国社会作一些社会学研究，以期证明19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无力处理20世纪的美国社会正面临的极其鲜明的复杂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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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属于实证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不过，贝尔还是在书的最后部分作出了一些预测。在考察了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一再地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贝尔指出，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于第三世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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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旧的19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存在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由知识分子来推行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方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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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增补的结语的最后几页中，贝尔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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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结束了本书。从政治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著作。但是，结束本书不是想要人们对它置之不理。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新左派”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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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将受到检验。因为在“新左派”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作为暴行的托词来接受……简言之，以可怖的激情，去抹掉最近40年的教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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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对于20世纪后半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发展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亚洲、非洲各地兴起，预见到了地区性意识形态的兴起。他预见到这些新式意识形态将同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发展经济和增强本民族或本国的实力将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题。“经济建设”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题，而“革命”、“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将成为过去。这是由普遍性意识形态终结之后所带来的话题。然而，在当时情况之下，那种普遍性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日益激化的趋势。这种激化构成了冷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精神斗争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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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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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产生经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反映的并不是贝尔个人的见解，而是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场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它甚至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但是，作为一部个人著作，贝尔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并且千方百计地从现实中去寻求可靠的依据。因而它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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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明确地反对19世纪的普遍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构成要素互动模型。贝尔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是一部“政治性”读物。不过，由于其所探讨的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为摆脱大陆社会学范畴结构作了一些努力。贝尔对社会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为根据来进行的。贝尔认为，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把这两者要么看做合而为一的，具有调节行为的价值体系，要么看做一个整体。在其中，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决定着”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贝尔认为，这些观点混淆了不同社会历史水平上的不同变化节奏。就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而言，由于它们是工具性的，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新事物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采用。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文化的各门各派要么受到了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学术观点的融合而无规则地发生嬗变。但是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从历史上看，这些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时候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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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独特性。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族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假如人们精确地给予认定的话，那么这些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明朗起来。因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否证了19世纪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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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的终结》探讨了各种信念，探讨了某种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具体表现。不过显然地，其中强烈地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因为，这种分析、这种语气和这种情感把贝尔这一代人的经历同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判断联结在了一起。同很多人一样，贝尔在年轻时曾经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运动。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贝尔认为，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象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因此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其智慧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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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运动的恐惧、对政治的恐惧以及对煽动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他的一生的观点。这种恐惧首先在其专著《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部著作探讨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一种“在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的状况。贝尔使用的一个支配性隐喻是“生存于这个世界但不归属于这个世界”[16]的政治运动的两难境况。他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运动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也不归属于这个世界，它不为“常规”道德问题所困扰。所以，为了达到其目的，任何手段，所有手段——包括谋杀和恐怖——在道义上都是可行的。与此相反，在现实中谋求生存的工会运动务必使自己同社会相适应。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此它很难获得成功，即使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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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意识形态的终结》到一些西方国家对某些重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去寻找和确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实践方面。贝尔认为，战后西方一些国家很快就走向了这条道路。例如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在短短7年时间里便确立了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和国家卫生体系，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贝尔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提到了克罗斯兰。后者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反省，把平等、机会和美德作为英国工党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核心。他后来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1964年）中阐发了这些观点。贝德•戈德斯贝格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声明自己不再是一个“阶级政党”，认为民主是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的核心。它寻求改革而非革命。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贝尔看到了改良主义的希望。为此，他推崇走一条合法的工联主义道路，主张实实在在地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建立一种工联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即如他后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的那样：“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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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意识形态的终结》还试图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到理论的支持。贝尔认为，这个论题得到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支持。在《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阶级不可能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是按照一个单一的尺度来对社会进行两极化划分的东西。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奥托•基希海默强调了“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19世纪政党的衰微”的主题。贝尔指出，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由两个人提出的思想反叛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们在说服思想界接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他的著作《将来的权力斗争》在大萧条时期成为一本畅销书。另一个是路易斯•科莱。他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1932年）认为，由于利润率下降，一场无法避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来临。20年之后，这两个人都变成了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先驱。但是正如科莱说的那样，那是一种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统制的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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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还提到了勒纳的《控制经济学》（1944年）。他认为，勒纳为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勒纳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在当时，同奥斯卡•兰格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里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的一位官员的时候，兰格不再提倡“市场社会主义”。勒纳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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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指出，竭力推崇“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断的还有一个人物是瑞典政治评论家赫尔伯特•廷格斯顿。1955年，廷格斯顿在总结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经验之后写道：“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处泛滥……无论是在保守党中间，还是在自由党内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在的词汇正在蜕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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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贝尔提出了一个代替由“意识形态的终结”所留下的空缺的方案。他认为：“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19世纪意识形态的景象形成于社会的整体转变。在西方，出现在战后的常规见解是，市民政治学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按图索骥那样地组织社会的梦想将失败无疑；如不努力地澄清人类和社会的代价，就无法了解那些似乎必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假如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土地集体化）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过去——以及在现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作政治学实用主义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价值框架之内，这种观点热衷的是把解决问题看做弥补社会弊端和无能的工具。”[20]贝尔认为，建立一个常规的市民社会比建立一个反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符合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世界状况。哪些国家实施了这一治国方略，哪些国家便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或者说，哪些国家先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哪些国家便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它迎合了当时美国政治的需要。因此，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后，这个主题在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言论中得到了共鸣。1962年6月，肯尼迪在耶鲁大学发表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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