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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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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产生经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反映的并不是贝尔个人的见解，而是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场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它甚至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但是，作为一部个人著作，贝尔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并且千方百计地从现实中去寻求可靠的依据。因而它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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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明确地反对19世纪的普遍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构成要素互动模型。贝尔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是一部“政治性”读物。不过，由于其所探讨的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为摆脱大陆社会学范畴结构作了一些努力。贝尔对社会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为根据来进行的。贝尔认为，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把这两者要么看做合而为一的，具有调节行为的价值体系，要么看做一个整体。在其中，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决定着”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贝尔认为，这些观点混淆了不同社会历史水平上的不同变化节奏。就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而言，由于它们是工具性的，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新事物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采用。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文化的各门各派要么受到了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学术观点的融合而无规则地发生嬗变。但是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从历史上看，这些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时候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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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独特性。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族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假如人们精确地给予认定的话，那么这些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明朗起来。因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否证了19世纪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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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的终结》探讨了各种信念，探讨了某种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具体表现。不过显然地，其中强烈地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因为，这种分析、这种语气和这种情感把贝尔这一代人的经历同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判断联结在了一起。同很多人一样，贝尔在年轻时曾经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运动。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贝尔认为，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象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因此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其智慧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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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运动的恐惧、对政治的恐惧以及对煽动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他的一生的观点。这种恐惧首先在其专著《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部著作探讨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一种“在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的状况。贝尔使用的一个支配性隐喻是“生存于这个世界但不归属于这个世界”[16]的政治运动的两难境况。他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运动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也不归属于这个世界，它不为“常规”道德问题所困扰。所以，为了达到其目的，任何手段，所有手段——包括谋杀和恐怖——在道义上都是可行的。与此相反，在现实中谋求生存的工会运动务必使自己同社会相适应。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此它很难获得成功，即使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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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意识形态的终结》到一些西方国家对某些重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去寻找和确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实践方面。贝尔认为，战后西方一些国家很快就走向了这条道路。例如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在短短7年时间里便确立了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和国家卫生体系，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贝尔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提到了克罗斯兰。后者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反省，把平等、机会和美德作为英国工党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核心。他后来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1964年）中阐发了这些观点。贝德•戈德斯贝格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声明自己不再是一个“阶级政党”，认为民主是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的核心。它寻求改革而非革命。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贝尔看到了改良主义的希望。为此，他推崇走一条合法的工联主义道路，主张实实在在地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建立一种工联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即如他后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的那样：“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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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意识形态的终结》还试图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到理论的支持。贝尔认为，这个论题得到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支持。在《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阶级不可能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是按照一个单一的尺度来对社会进行两极化划分的东西。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奥托•基希海默强调了“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19世纪政党的衰微”的主题。贝尔指出，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由两个人提出的思想反叛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们在说服思想界接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他的著作《将来的权力斗争》在大萧条时期成为一本畅销书。另一个是路易斯•科莱。他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1932年）认为，由于利润率下降，一场无法避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来临。20年之后，这两个人都变成了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先驱。但是正如科莱说的那样，那是一种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统制的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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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还提到了勒纳的《控制经济学》（1944年）。他认为，勒纳为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勒纳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在当时，同奥斯卡•兰格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里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的一位官员的时候，兰格不再提倡“市场社会主义”。勒纳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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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指出，竭力推崇“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断的还有一个人物是瑞典政治评论家赫尔伯特•廷格斯顿。1955年，廷格斯顿在总结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经验之后写道：“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处泛滥……无论是在保守党中间，还是在自由党内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在的词汇正在蜕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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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贝尔提出了一个代替由“意识形态的终结”所留下的空缺的方案。他认为：“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19世纪意识形态的景象形成于社会的整体转变。在西方，出现在战后的常规见解是，市民政治学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按图索骥那样地组织社会的梦想将失败无疑；如不努力地澄清人类和社会的代价，就无法了解那些似乎必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假如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土地集体化）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过去——以及在现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作政治学实用主义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价值框架之内，这种观点热衷的是把解决问题看做弥补社会弊端和无能的工具。”[20]贝尔认为，建立一个常规的市民社会比建立一个反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符合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世界状况。哪些国家实施了这一治国方略，哪些国家便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或者说，哪些国家先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哪些国家便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它迎合了当时美国政治的需要。因此，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后，这个主题在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言论中得到了共鸣。1962年6月，肯尼迪在耶鲁大学发表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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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这些问题虽然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但是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关系到去探索解决各种复杂而辣手的难题的经过认真推敲的方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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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尤其是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右翼思想家们对它表示了热烈欢迎，而左翼思想家则对它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且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之中。批评家哈瓦德•布里克对这场争论作了这样的评论：它“逐渐地承载起了随后几年知识界热点问题的分量：什么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前景和局限；激进运动在美国何以必败无疑；知识分子应该对其国家和文化担负起什么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存的社会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究竟是敌对的姿态还是肯定的姿态，在何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在得势精英的唆使下共同犯了滥用权力的错误”。经过28年之后，贝尔在“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对思想界对他的著作的各种批评进行了归类。他把它们归结为五个不同层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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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现状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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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以专家制定的技术治国方略代替社会上的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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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用舆论代替道德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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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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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事件所证伪。那些事件证明，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获得了新的高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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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批评，贝尔一一作出了反驳。贝尔认为，这些批评都没有对其有关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分析提出挑战，那些变化危及了19世纪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关于西方社会的描绘和预言，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两极化的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这些批评都没有涉及这样一个论点：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也不是各国经济对抗的反映，而是各国历史冲突的结果。这些批评都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力量的性质方面的结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私有财产作为反对技术技能的一股力量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或者说，作为社会的职业基础，“工薪阶级”的兴起取代了“无产阶级”。如布里克指出的那样：“显然地，没有一个贝尔的批评家直接地对其核心论点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已经不再相关于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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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贝尔否认存在着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认单一的模式适用于解决一些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贝尔回避单一的概念术语（如“资本主义”），回避对相关的复杂问题作出分析性区分。这些分析性区分几乎贯穿于这本书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每一次讨论中。因此，批评家们很容易把他的非整体性分析当作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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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重大反响，还因为它触动了西方知识分子自身的状况。在对浪漫的激进主义感到悲观绝望因而抛弃它成为一种基本格调的情况下，许多批评家从这本书中愤怒地读出了自己的推测，便顺理成章地对它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推测道：假如承认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么知识分子“将无法扮演作为独立批评家和观察家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将剥夺知识分子的生存权。因此它同福柯关于普遍性知识分子的衰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话题直接引申出了关于“人的死亡”、“理性的死亡”、“浪漫主义的终结”、“乌托邦的消解”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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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贝尔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在为现状作辩护的论断是无的放矢的。贝尔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任何一个单一的术语，诸如“资本主义”，都无法包容社会的不同维度：由势均力敌的集团所组成的信奉着不同价值观念和推崇着不同权利主张的民主政体、复合经济、福利国家、社会团体的多元差异、不同因素融合而成的文化、法律体系，等等。其中没有一个维度直接地依赖于其他维度。民主政体虽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在司法体系和社会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中具有其独立的根源。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职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公民权利的扩张——在过去几十年里黑人进入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证明——并不是依赖于经济上的阶级冲突。不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确实提倡过在社会民主方向上的“逐渐”变革，并且在这一点上呼应了或预示着后来的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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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贝尔认为，断定《意识形态的终结》鼓吹对社会实施技术治国的方略，即从社会学角度杜撰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偶像”同样是无效的。因为书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工作及其不满”）对生活的合理化，对韦伯考虑问题的思路，感到了悲哀。并且其半数以上的文章致力于对各种理论进行详尽的探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揭露它们对经验事实的歪曲，而且是为了证明，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在从事社会分析时阐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扮演着必不可少的推测性角色。并且，贝尔既承认社会政策离不开经验依据，又坚持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学必要作用——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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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贝尔还反驳了由哲学家亨利•艾肯提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在政治生活领域道德话语的终结和融贯的‘实用主义’话语的开始”的指责。艾肯把贝尔称作“修辞学的终结”[23]的意思曲解为“雄辩的终结”、“道德判断的终结”、“哲学陈述的终结”、“政治抽象的终结”、“诗歌的终结”（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理性主义者一直害怕诗歌）、“形象语言的终结”，并因此指责贝尔提倡一种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的哲学。贝尔认为，艾肯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实用主义了，而实用主义是对立于政治话语和第一原理的。为此，贝尔辩护道，像艾肯之类的误解都源于他们混淆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不过，贝尔所自我否定的这一方面被后来的美国哲学家、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所继承，罗蒂的“民主先于哲学”观念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念在哲学上的表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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