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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肯尼迪的这个演讲发表在《美国总统公报》第234号，美国政府印刷局1963年版，第470—475页；另请参阅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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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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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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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这方面讨论，参阅张国清《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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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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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1989Summer），p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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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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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上书，第87页。关于“哲学终结”这个话题，我曾在拙著《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作了专门讨论。显然，在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杜威、柯耶夫、丹尼尔•贝尔和罗蒂中间，存在着一个主张“哲学终结”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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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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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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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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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3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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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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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2000年英文版作者序——新世纪续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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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初版于1960年。许多章节写于那一年之前的十年间，它们讨论了源于马克思并由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详细阐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兴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教条而不是思想学说的衰落，用阶级来解释许多冲突的不合时宜性，尤其是用阶级来解释发生在美国生活中的许多冲突的不合时宜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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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人的用法，意识形态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文化世界观，或是掩盖利益的面具，而是一个经由漫长历史演进而形成的信仰体系，以激情把诸多观念融于一体，转化成社会杠杆，在改造观念过程中也改造人。当意识形态成为一股强大力量时，它便不再对外开放，而是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事先就确定了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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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适用于能够动员个人的许多信条，也特别解释了我的预言，即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将会出现关于肤色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我讨论的焦点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在道德上的失败，它已经丧失了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感染力；我还讨论了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体系将会失败的原因。（参见本书第14章，苏联行为理论，特别是讨论集权主义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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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源于当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场政治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以下论题的继续：术语“意识形态的终结”首次使用者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3]的论证，理查德•克罗兹曼（Richard Crossman）[4]主编的论文集《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尤其是收录其中由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5]和伊尼亚齐奥•塞伦（Ignazio Silone）[6]撰写的文章，以及雷蒙•阿隆（Roymond Aron）[7]的巨著《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Intellectuals）。（其语境在本书“跋”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该文作为附录收录于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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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想要努力呈现已被本书标题和主题所模糊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景，以期看清我们今天正置身于冷战结束之后（Post-Cold War）的世界，我称之为“续写历史”的境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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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以宣布两个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而告终。两者看似相似，实则相去甚远。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历史的回顾，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对这种谬论的成全，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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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基本命题，亦即本书的内在框架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在政治话语和社会认同的性质上，存在着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敌对信仰体系的语言和修辞中，存在着从宗教到意识形态的转折，因此存在着从宗教向革命运动和教条的宏大元叙事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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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始于17世纪，革命不是过去的无休止循环，而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颠覆世界并在尘世建立新的天堂，将世人从罪恶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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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源头是在宗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时期将信仰再次引入人的良知。然而，这次宗教改革却以政治上的忠诚为由，在日耳曼公国（German Principalities）内导致基督徒四分五裂。从16世纪到17世纪，宗教战争风行。借助于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the Peace of Augsburg）[8]和“教随国定”（cuius regio，eius religio）原则，各国一度休战言和。每一公国的郡主决定其国土之上的宗教，信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要么必须迁徙他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要么必须改信他宗（许多人很担心那样做），要么不得不昧着良心苟且偷生。直到一个世纪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9]的签订，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结束，宗教宽容政策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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