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2550
[2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1989Summer），pp.3-19.
1702242551
1702242552
[27]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702242553
1702242554
[28]同上书，第87页。关于“哲学终结”这个话题，我曾在拙著《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作了专门讨论。显然，在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杜威、柯耶夫、丹尼尔•贝尔和罗蒂中间，存在着一个主张“哲学终结”的思想路线。
1702242555
1702242556
[29]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4页。
1702242557
1702242558
[30]同上。
1702242559
1702242560
[31]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37.
1702242561
1702242562
[3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39-440.
1702242563
1702242564
[3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41.
1702242565
1702242566
1702242567
1702242568
1702242570
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2000年英文版作者序——新世纪续写历史
1702242571
1702242572
《意识形态的终结》初版于1960年。许多章节写于那一年之前的十年间，它们讨论了源于马克思并由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详细阐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兴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教条而不是思想学说的衰落，用阶级来解释许多冲突的不合时宜性，尤其是用阶级来解释发生在美国生活中的许多冲突的不合时宜性。[2]
1702242573
1702242574
依照本人的用法，意识形态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文化世界观，或是掩盖利益的面具，而是一个经由漫长历史演进而形成的信仰体系，以激情把诸多观念融于一体，转化成社会杠杆，在改造观念过程中也改造人。当意识形态成为一股强大力量时，它便不再对外开放，而是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事先就确定了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的答案。
1702242575
1702242576
这适用于能够动员个人的许多信条，也特别解释了我的预言，即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将会出现关于肤色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我讨论的焦点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在道德上的失败，它已经丧失了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感染力；我还讨论了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体系将会失败的原因。（参见本书第14章，苏联行为理论，特别是讨论集权主义的章节。）
1702242577
1702242578
这个话题源于当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场政治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以下论题的继续：术语“意识形态的终结”首次使用者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3]的论证，理查德•克罗兹曼（Richard Crossman）[4]主编的论文集《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尤其是收录其中由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5]和伊尼亚齐奥•塞伦（Ignazio Silone）[6]撰写的文章，以及雷蒙•阿隆（Roymond Aron）[7]的巨著《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Intellectuals）。（其语境在本书“跋”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该文作为附录收录于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意识形态的终结》。）
1702242579
1702242580
本文想要努力呈现已被本书标题和主题所模糊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景，以期看清我们今天正置身于冷战结束之后（Post-Cold War）的世界，我称之为“续写历史”的境况之中。
1702242581
1702242582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以宣布两个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而告终。两者看似相似，实则相去甚远。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历史的回顾，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对这种谬论的成全，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1702242583
1702242584
本书的基本命题，亦即本书的内在框架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在政治话语和社会认同的性质上，存在着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敌对信仰体系的语言和修辞中，存在着从宗教到意识形态的转折，因此存在着从宗教向革命运动和教条的宏大元叙事的转折。
1702242585
1702242586
革命年代始于17世纪，革命不是过去的无休止循环，而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颠覆世界并在尘世建立新的天堂，将世人从罪恶中解救出来。
1702242587
1702242588
革命的源头是在宗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时期将信仰再次引入人的良知。然而，这次宗教改革却以政治上的忠诚为由，在日耳曼公国（German Principalities）内导致基督徒四分五裂。从16世纪到17世纪，宗教战争风行。借助于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the Peace of Augsburg）[8]和“教随国定”（cuius regio，eius religio）原则，各国一度休战言和。每一公国的郡主决定其国土之上的宗教，信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要么必须迁徙他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要么必须改信他宗（许多人很担心那样做），要么不得不昧着良心苟且偷生。直到一个世纪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9]的签订，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结束，宗教宽容政策才得以确立。
1702242589
1702242590
由宗教改革导致的千禧年紧张关系使人相信，“所有世俗之物都将腐朽”。17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尤为明显，这是企图在尘世建构上帝之国的首次尝试，第五王国派（the Fifth Monarchy Men）[10]给出了最为纯粹的愿景。其渊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预言对千禧年王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启示录预言的是四大兽异象，最初代表四位国王，但在宗教改革后，预言变为四大世界帝国：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大野兽中的最后一只大兽有十只角（代表君王），后又长出一只小角，小角摧毁了最后一个世界帝国。[11]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才诞生了第五王朝，这是圣徒的永恒国度。历史的结局早已由上天注定。
1702242591
1702242592
第五王国派是一个致力于在尘世建立神的国度的教派。他们相信，现存社会是反基督教的第四王朝的产物，他们要求“所有不虔敬的人将被赶尽杀绝，邪恶之徒将失去自己的地产”。社会将按照《但以理书》所描绘的样子重建。《但以理书》由一系列训诫组成，然而训诫如此松懈，以至于从未产生过共同纲领。
1702242593
1702242594
上帝的信徒在英格兰开展千禧年斗争，千禧年信念导致上帝选民理论的产生。1641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2]写道：“上帝给了这片神圣领土以优先权，使之成为被隐瞒真相的首位发掘者。”
1702242595
1702242596
第五王国派的言论对英格兰革命影响深远。早年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3]即使不是第五王国派成员，也是其同情者。但是第五王国派的放浪生活使其声名狼藉。清教（Puritanism）随之出现，代表着“新人类”、圣徒，全新的组织、教会和圣约，代表着新的社会理念，亦即神圣的共和国。在基督复临之前，统治者将一直是一小撮选民，他们行使统治权，就像虔信者统治尚未得到新生的人们。由克伦威尔组建的新模范军在军事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由于他们为上帝服务，他们严于律己，避免了几乎所有军队都犯过的搜刮民脂民膏和烧杀抢掠恶行。
1702242597
1702242598
政治斗争是乡村反对宫廷、议会反对君主的斗争。经济利益首当其冲，但是，他们用来粉饰正义的语言与修辞却仅限于他们所知的宗教行话。正如布莱克（Blake）[14]在《弥尔顿》（Milton）一书中提到的那样，他们希望在英格兰绿油油的令人愉悦的土地上建成一个自己的耶路撒冷。尽管弥尔顿本人在《国王与官吏的职权》（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一书中已经替一位卑劣国王的死作辩护，并且成为克伦威尔政府外交事务拉丁文秘书，但是在小册子《建立自由共和国之现成且简单的方法》（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中，他率先表达了对君主制希望的破灭。他是最早的君主制发难者之一，但不是最后一个发难者。[15]
1702242599
[
上一页 ]
[ :1.7022425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