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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纽带通过节日庆典而得到了显示。立法者为人民创制了法律，节庆则为法律造就了人民。这些庆祝的节日有青年节、胜利日、老年节、农忙节、婚配节、共和日、人民主权日。每有节日，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标语上墙，歌声嘹亮，如此这般，没完没了。正如米什莱指出那样，庆典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圣餐仪式）。1790年7月14日国庆是这些庆典的典范。当时近5万民众自发拥挤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那个广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圣地，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称它的圆形剧场是一座宗教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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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大革命最高领导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8]来说，庆祝上帝的节日成为对他本人的赞颂计划。“诸在之在”（Being of Beings）取自基督教徒和启蒙运动者，欧祖称之为“贝律尔（Berulle）[19]、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传统”的交汇点。然而，自由之树（the Tree of Liberty）终须浇灌，用来浇灌的是与人民为敌者的鲜血。欧祖写道：“革命者只服从一条法则，清洗的法则，它支配着革命思想和革命行为。”在大恐怖（the Terror）最为集中的时期，如其名头表示的那样，在从1793年底到1794年的9个月里，约有16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gle）[20]写道：“这个办法冷酷的机械效率使整个欧洲陷入了深度惊恐之中。”每当头颅滚入篮筐，乌合之众顿时爆发出粗野的欢呼声。然而，批评大恐怖却有令同情受害者成为同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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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努力遏制基督教在社会中蔓延，但事与愿违，在大革命的发生地，盛大的节日变成了宗教节日。从神圣价值向政治社会价值的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合法性，变成了人类的祭礼，正是这个祭礼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世俗宗教时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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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是后来所有革命者的图腾，从巴贝夫（Babeyf）[22]到布奥纳罗蒂（Buonarroti）[23]，再到布朗基（Blanqui）[24]、马克思和列宁，莫不如此。恩格斯说，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完全出乎意料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是意识形态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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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政治游戏中引入了一个崭新的重要工具——党。列宁说，群众“热衷于”想要过上好日子，他们只能达到某种“工会”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将不得不通过党“注入”群众之中。党由一群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组成，他们在统一指挥下，总是以最无情的方式战斗着。列宁同时认为，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你死我活，有我无他，彼此容不得半点妥协。同样，意识形态要么是共产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不存在中间道路。一句话，除了教会和军队以外，列宁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有组织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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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去世时，他被神圣化了。他的遗体作为偶像被风干保存，安放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水晶棺里。在那里，忠诚的信徒们以屈膝跪拜的方式宣誓效忠。这个国家飘扬的旗帜上均书写着这样的口号（带着基督的回响）：列宁曾经活着，列宁仍然活着，列宁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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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曾经假定，社会变化产生于社会的特定经济关系。但是现在，历史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不存在证明正当性的所谓客观条件可以参照。”斯大林在1934年写道，“由所谓客观条件所起作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到了最小；而由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已经变成决定性的、卓越的部分。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导致我们的工作失败或失误的十分之九责任，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只在于我们自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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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崩溃。然而，只要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寻求改造历史和人民，数千万人民仍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上帝失败了。转折已经结束。这正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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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通过黑格尔（Hegel）[26]得以流行，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神学的呼应（假如不是取代）。在基督教学说中，人因堕落而同上帝分离。按照奥古斯丁（Augustine）[27]提出的教会观，时间的终结将随着基督再临而到来。到那时，人将与上帝重聚。那将是历史的终结，人在尘世的时间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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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宇宙意识，为自我意识的出现所取代。人分裂为主体和客体，主我（the I）和客我（the Me），表象和实在。通过时间，借助于概念“理性的诡计”（the cunning of reason），这个分裂经历了意识的一些内在层次，当抵达表象层次时，历史的分裂通过一些世界历史人物——比如亚历山大（Alexander）[28]、恺撒（Caesar）[29]和拿破仑（Napoleon）[30]——得到了实现。他们是通往普遍主义的清洗工具。在黑格尔的框架之中，历史的终结变成了先验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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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过黑格尔的脚本，对它作了社会定位。人类的类存在（wesen），人类的原始统一和原始的共同生活，通过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城镇生活和乡村生活，以及最为重要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而分裂。在社会水平上，历史的终结是在充分的共产主义条件下这些分裂的终结。正如恩格斯论证的那样，在意识层次上将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由于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的假象将融入物质世界，现实的结构来源。[31]在两个学说中，表象和实在的混合意味着，人将不再受鬼怪、精神和崇拜物——即宗教——的统治，用雪莱（Shelley）[3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里的话来说，人将变成“平等、没有阶级、没有部族、没有民族，/摆脱了恐惧的……王/只对自己实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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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格尔使用的极其不同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措辞相比，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33]无视其有力回声而使用了术语“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对福山来说，冷战的结束是民主和市场的胜利，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普世信条的胜利。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提出了一些普世宗教主张。尽管伊斯兰教曾经试图通过武力征服世界，一直到近代以前，天主教则试图通过世俗君主力量来征服世界，但是在今天，它们都无法成为普世的，尤其是伊斯兰教，因为它的理论观点同经济、政治和宗教合而为一，而自成一家之言（就像共产主义那样）。假定民主将命令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就是假定“观念”将推动历史前进。那么，这只是站在一条片面的思想路线上：纵使历史不一定有一个目标（telos），但历史有一个方向，这等于掩盖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极其复杂性。那么，在“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在冷战结束之后，还将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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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切全都体现在了历史之中。显然，现在不是过去：虽然可以存在超越时间的持续事物——比如伟大的历史宗教，也许是最为持久的人类建制——甚至这些持续事物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及由时间带来的差异。在过去四百年里，科学技术不仅产生了新的思维方式，而且产生了改造自然——纵使不是改造我们人类自身——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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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定性历史呢？换言之，由于历史不是物，而是一系列变化着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开展历史研究，确立识别重要变化模式的方法呢？在传统上，我们谈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历史，尽管通过反思可知，西方历史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亚当•斯密（Adam Smith）[34]及其苏格兰启蒙运动同道者曾经提出社会四阶段理论，它们依次是：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马克思无视这一提法，使几种生产方式成为社会演进的支撑点，它们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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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整齐划一的分期（unified periodizations）设定为理解历史的一套框架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除了存在建立一个普遍参照框架的困难以外，还存在一些很好的社会学理由。我认为，社会由三个不同领域所组成。每一个领域都遵循不同的组织“逻辑”。它们依次是：技术经济、政体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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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领域（the techno-economic realm）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由松散的相互关联单位所组成，在其中，一组变量权重的变化，对在其他变量中间相关经济行动者的决定过程具有或多或少的决定性结果。以下变化是“线性的”：假如一个新产品或一项新服务比以往的产品或服务更便宜或更有产能，那么，从成本考虑，人们就会使用它。它是一个替换过程。这个系统或多或少通过市场朝着均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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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the polity）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社会秩序、一套规则，通过强制或同意，来规制独立行动者的竞争、政治场所和社会特权的“输入”和“输出”。政体也是（因时而定的）司法行政、保护个人、惩治坏人的一套规则。套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35]的名言，国家是垄断地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社会单位。在行动者——最常见的是各种精英的聚集过程中，不存在“线性”运动，只存在经常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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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两个维度：表现艺术的风格和意义样式，历史上表现宗教意义的样式。有时，这两个维度是混合的。比如，在礼拜仪式中，天主教的连祷、音乐和教堂建筑融为一体。在“现代”，更常见的情形是，它们已经被分离开来。在表现艺术中，不存在替换原则。布莱兹（Boulez）[36]“替代”不了巴赫（Bach）[37]。更加新颖的色调或透视法为绘画拓展了人类的审美本领。在伟大的历史宗教中，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撇开所有形式变化，关于业和轮回、一神教和立约、《古兰经》和先知的核心教义，在今天仍然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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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守护着变化的入口。（比如在奥古斯都罗马或近代）不同宗教信仰或哲学主张的大汇合，为文化跨越民族边界或历史边界提供了可能性。虽然经济体系已经崩溃，政治帝国已经消亡，伟大的历史宗教和伟大的文化表现形式，古埃及浮雕和中国书画卷轴，经历了所有的无数道工序，纷纷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仍然保留着历久弥新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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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一些统一阶段，如何把经济、政治和文化融入一个单一结构之中，并使之相互协调呢？[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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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呢？对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39]来说，历史由理性、激情和机遇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由国家、人民和战争所成就。对研究大清洗的历史学家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些元叙事，它们是启蒙运动、大跃进以及当前的全球化，囊括了各种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每一股思潮都有其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对社会学家来说，那些历史学家远离经验领域，缺乏确认社会关系样式的重要变化，理解影响日常生活——胡塞尔（Husserl）[40]称作生活世界——或生活经验的某些透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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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三个棱镜。它们不一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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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转折点（contingent turning points）：技术转折点或政治转折点，重新确定历史进程，指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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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s）：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结构为个人建立了各种关系，在社会分层系统中，个人处于一定的位置，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属于一定的等级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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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原始认同（the primordial identities of peoples）：共享着语言或宗教，通过社会学家弗兰克林•亨利•吉登斯（Fnanklin Henny Giddings）[41]称作“同类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而统一的，既在政体中又在文化中以一种普通生活来表现那种统一的共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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