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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守护着变化的入口。（比如在奥古斯都罗马或近代）不同宗教信仰或哲学主张的大汇合，为文化跨越民族边界或历史边界提供了可能性。虽然经济体系已经崩溃，政治帝国已经消亡，伟大的历史宗教和伟大的文化表现形式，古埃及浮雕和中国书画卷轴，经历了所有的无数道工序，纷纷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仍然保留着历久弥新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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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一些统一阶段，如何把经济、政治和文化融入一个单一结构之中，并使之相互协调呢？[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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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呢？对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39]来说，历史由理性、激情和机遇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由国家、人民和战争所成就。对研究大清洗的历史学家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些元叙事，它们是启蒙运动、大跃进以及当前的全球化，囊括了各种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每一股思潮都有其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对社会学家来说，那些历史学家远离经验领域，缺乏确认社会关系样式的重要变化，理解影响日常生活——胡塞尔（Husserl）[40]称作生活世界——或生活经验的某些透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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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三个棱镜。它们不一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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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转折点（contingent turning points）：技术转折点或政治转折点，重新确定历史进程，指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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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s）：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结构为个人建立了各种关系，在社会分层系统中，个人处于一定的位置，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属于一定的等级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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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原始认同（the primordial identities of peoples）：共享着语言或宗教，通过社会学家弗兰克林•亨利•吉登斯（Fnanklin Henny Giddings）[41]称作“同类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而统一的，既在政体中又在文化中以一种普通生活来表现那种统一的共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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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事件依其本质是不可预见的。它们是不确定的，发端于千载难逢的机会，阴阳交错，千变万化。俄国二月革命（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Russia）是一系列条件的产物，那些条件产生于现存结构的破坏；然而，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同样，在纳粹党已经开始失势的紧要关头，兴登堡（Hindenberg）[42]选择希特勒做总理，可能受到了这样一个信念的诱惑：希特勒会受制于冯•巴本（von Papen）[43]和施莱彻尔（Schleicher）[44]将军。但是希特勒却灭了那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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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遇引发事件，但是事件仍然产生了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45]以绝妙短语“环环相扣的偶发事件”（interlocking contingencies）所称谓的结果。转折本身是不确定的，但随之而来的系列事件，它们的后果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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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文明初创以来，制度结构一直是历史的主要框架。从技术上讲，已经存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些占优势的制度。但是从政治上讲，最为持久的制度是帝国，幅员辽阔的混合体往往借助于武力才得以维持。20世纪最为重大的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之相形见绌的一个事实是，帝国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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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和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威廉明娜•日耳曼帝国（Wilhelminian Germany）和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的解体。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例，其谱系始于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延续了一千多年。自从罗马帝国瓦解和拜占庭（Byzantium）存在一千年以来，未曾见过波及面如此广阔的政治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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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一些巴尔干民族成为民族国家，欧洲版图被改版。在中东，诞生了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只有叙利亚具有历史同一性。由英国创立的其他国家要搞清楚他们是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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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大不列颠、法兰西、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诸帝国的终结。从废墟中诞生了超过100个新国家，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些新生国家几乎都跨越了部族和民族的古老的自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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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苏联帝国解体，南斯拉夫分裂，几十个民族走出阴影，寻求确立新的独特性。苏联的实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现在，这些民族正在转回过去，努力成为赫尔德（Herder）[46]意义上的民族（volk），即努力重新成为一个民族（people），它确定了20世纪终结的性质。这是给我们的时代打上自身印记的历史的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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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people）是一个没有定型的概念。不过，不同于部族或部落，民族感情是历史上最古老最强有力的感情之一。历史往往通过穷兵黩武依靠蛮力而使一个“民族”屈服。由于整个民族消亡了，通过灭绝或同化，一些民族的持久性便显得极其非同寻常，它们寻求实现自决的努力有着某些地域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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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种族”（race）被最常见地用来表示民族，这个术语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祖先。最早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乃非寻常之辈，但是现在这个人几乎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他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的第三个人（毕竟，辩证法是三一式的。），他就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47]。赫斯是一位早期黑格尔主义者，他引导马克思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当时马克思仍然沉迷于哲学），并使恩格斯信仰共产主义。赫斯与马克思商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章节，甚至参与了《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讨论。他因犹太教而与马克思闹翻。已经被拿破仑解放的那一代日耳曼犹太人，受到了由于德意志诸侯复辟而被遣送回犹太人定居点的威胁。许多犹太人，比如马克思的父亲，改了宗。赫斯的父亲则没有改宗。赫斯也没有改宗。像在他之前的费希特（Fichte）一样，马克思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小贩子民族”（huckster people），是倒退的。赫斯则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的民族”，而且他们绝不可能平静地生活在欧洲，在那里，仇恨犹太人是一大地方特色，无法根除。在1862年，赫斯写道，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获得一种国民性，建立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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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马克思的尖锐分歧中，赫斯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赫斯写道：“社会制度，像精神风貌一样，是种族的产物。”所有过去的历史都关注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是首要的；阶级斗争是次要的。当种族敌视结束时，阶级斗争也就停止了。所有社会阶级的平等紧跟在所有种族的平等之后，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个社会学问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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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把历史当作一个笑话来看的人来说，马克思已经风光不再，而赫斯没有名誉扫地。作为原始犹太复国主义者（proto-Zionist），赫斯声称，一个民族，既然历史让它存活了下来，便满怀着理想，希望实现自己的渴望。经历了几乎两千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作为犹太人民族国家的以色列才得以诞生，这是民族史上最为非同寻常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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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是一位19世纪的思想家。不过，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49]在研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50]（他用种族来解释“人民的习惯……如何决定其生活方式、制度和政府”）时观察到，种族理论“在19世纪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他继续说道：“司汤达（Stendhal）[51]、梅瑞迪斯（Meredith）[52]、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el）[53]、卡莱尔（Carly le）[54]、詹姆斯•安乐尼•弗劳德（J.A.Froude）[55]、金斯莱（Kingsley）[56]、约翰•理查德•格林（J.K.Green）[57]、泰恩（Taine）[58]、列农（Renan）[59]（他使阿诺德对克尔特人[60]产生兴趣）、圣驳夫[61]——所有这些人建立了一种种族假说。实际上，这份名单可以包括当时谈论人类事务的几乎所有作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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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种族（race）是一个带有污点的术语，因纳粹而得污名，纵使一个人寻求较为中立的用法，种族仍然会被强烈地等同于肤色。尽管它源自赫尔德，德语“Ein Volk”是对一个令人不安的同类的奇特响应。一个国家（nation）包容了多个民族（peoples），但是，“nation”大体上是一个政治术语，同“State”具有不可避免的联系，并且同公民资格问题相抵触。（撇开其他的起源因素，那些“仅仅”碰巧在某一个国家比如在美国或德国出生的人是“公民”［citizens］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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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续写历史”是国家的解体和作为单一社会实体之“民族”的重生，那么另一个词汇必然是不确定的。我在此采用的术语是“ethnie”，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多明尼戈•施纳佩尔（Dominique Schnapper）[63]使用的术语。“Ethnie”描述了这样一些民族，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纽带和语言，他们最深层的本能是肯定自己同属于过着共同生活的一个共同体，在其传说、诗词和歌曲中，述说着一个共同的命运——直至死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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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强权帝国的解体不仅解放了许多新国家，而且解放了在那些新生国家之内的许多民族。这是到处都在发生的新景象。苏联的终结导致了15个国家的诞生或重生，其中包括变小的新国家俄罗斯。[65]现在仍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留在了这些新国家。以前，作为控制工具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往往享有特权；现在，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民族，这是他们从未料到的处境。虽然在新的俄罗斯联邦里，俄罗斯人构成了人口的绝对多数（约占人口的80%），许多非俄罗斯族的国民，有他们自己的基于种族边界承认的共和国，占据大约53%的俄罗斯联邦国土总面积。像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乌德穆尔特、布里亚特、图瓦、科米以及雅库特，全都在宪法中声称希望实现在其共和国境内作为一个种族的优先地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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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方面，即使独立国家也存在着自己的困难。塔吉克斯坦——最早以中亚居民为世人所知的一个讲波斯语的民族的后裔——有五百余万人口，但是只有60%的人口是塔吉克斯坦人。乌兹别克人构成了其人口的25%。有一千四百多万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的国家。大量的塔吉克斯坦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大约相似数量的塔吉克斯坦人生活在阿富汗。俄罗斯人，不到塔吉克斯坦人口的10%，在产业、职业、政界和军队占据着重要位置。1992年，由于乌兹别克少数民族在俄罗斯支持下控制了资本，内战爆发。在联合国的协调下，谈判各方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解决方案。这里是欧亚的核心地带，曾经是古老丝绸之路和豪斯霍费尔世界军事力量学说的发源地。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续写历史中的这些种族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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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为世界所知，就是在面对残暴的俄罗斯远征镇压时顽强抵抗而爆发了独立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民族受到斯大林的驱逐，他们背井离乡（因担心国家分裂），被全部驱赶到亚洲，一直不允许回来。但是，作为米哈依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67]伟大浪漫主义故事集《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的读者都知道，那是一部充满崇山峻岭之旷野与壮美、激情与野性的著作，高加索人似乎一直是为战争而生的。50个少数族群生活在绵延900公里的高加索山脉一带。在南边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前两个民族信奉东正基督教文化，第三个民族是土耳其化和伊斯兰化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后裔。四种不同文明相互交融和重叠，分别产生出土耳其草原文明、中东文明、东欧文明和高加索自身的文明，在这里，尚武好战有着千年传统。共产主义的90年统治无法消除这些深层隔阂。它们在当代仍然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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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正在面临如此局面。1945年铁托的胜利给该地区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和平。新生的南斯拉夫由6个共和国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希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外加两个自治地区，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但情况反复，变幻无常。南斯拉夫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甚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在斯洛文尼亚，民族和国家才是衔接的。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多民族的联合体。尽管南斯拉夫将要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但是事实是，在二千万人口中，仍然有四百万人口或居无定所，或离乡背井，他们现在仍然是其他共和国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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