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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为世界所知，就是在面对残暴的俄罗斯远征镇压时顽强抵抗而爆发了独立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民族受到斯大林的驱逐，他们背井离乡（因担心国家分裂），被全部驱赶到亚洲，一直不允许回来。但是，作为米哈依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67]伟大浪漫主义故事集《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的读者都知道，那是一部充满崇山峻岭之旷野与壮美、激情与野性的著作，高加索人似乎一直是为战争而生的。50个少数族群生活在绵延900公里的高加索山脉一带。在南边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前两个民族信奉东正基督教文化，第三个民族是土耳其化和伊斯兰化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后裔。四种不同文明相互交融和重叠，分别产生出土耳其草原文明、中东文明、东欧文明和高加索自身的文明，在这里，尚武好战有着千年传统。共产主义的90年统治无法消除这些深层隔阂。它们在当代仍然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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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正在面临如此局面。1945年铁托的胜利给该地区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和平。新生的南斯拉夫由6个共和国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希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外加两个自治地区，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但情况反复，变幻无常。南斯拉夫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甚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在斯洛文尼亚，民族和国家才是衔接的。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多民族的联合体。尽管南斯拉夫将要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但是事实是，在二千万人口中，仍然有四百万人口或居无定所，或离乡背井，他们现在仍然是其他共和国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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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为纠结的是每个民族作为一个种族（ethnie）的深层情感，往往令人无限缅怀和留恋，长达千年之久。在不同统治者数十个前后相继的朝代里，只有过去的传说才能把他们牢牢地维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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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曾经写道，斯洛文尼亚“几乎遭受了与欧洲事务有所牵连的每一个人的蹂躏”。统治他们时间最长的主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该王朝几乎统治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19世纪初，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法国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在法西斯时期，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落入了希特勒帝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魔爪。再后来，俄国人接管斯洛文尼亚，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成了斯洛文尼亚的主人。在1991年，它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公元6世纪，斯洛文尼亚人就已经是来自维斯杜拉河和奥德河流域伟大的斯拉夫移民的一个分支。在奥地利人统治下，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但是他们的国民意识在19世纪发生了特殊转折，正如当时的许多欧洲民族做的那样，当时拿破仑努力把他们囊括进他的“伊利里亚行省”之中。在抵抗过程中，他们的诗人发展了一种关于过去的传奇和民谣文学。有可能这些故事是杜撰的和附会的。但重要的事实是，斯洛文尼亚人对它们信以为真，它们成为把斯洛文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重新联结到一起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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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是公元7世纪来到巴尔干的一个斯拉夫民族，驱逐了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和大夏人。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传奇已经成为贯穿其历史的一条红线。奥斯曼土耳其人在科索沃盆地黑鸟场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有可能活捉了塞尔维亚的领袖拉扎尔郡主（Prince Lazar）[68]。他的故事提到：“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战死沙场。”宁死不屈，成为该民族意识的基础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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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的历史是一部贯穿着漫长的血腥战争和反叛的历史。我们再来谈一谈拉扎尔郡主。他的传奇由教会抄写员记录下来，在民间诗歌中反复传唱。在1401年或1402年，拉扎尔的尸体被安放在一个修道院里，那是他在拉维尼加建立的修道院。他的尸体穿着外套，衣服上绣着张牙舞爪的狮子，盖着一块红色的裹尸布。在那场伟大战争60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的尸骸在修道院之间进行巡回展示。今天，拉扎尔遗留的尸骸再一次安放在了拉维尼加修道院。在周日，棺材打开，只有他的褐色的萎缩的双手露出了裹尸布。谁能无动于衷呢？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统治当局玩的把戏？也许是的。不过事实依然是，人民相信，这些传奇，以及过去，都是有过的。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拉扎尔郡主已经永垂不朽。拉扎尔郡主永垂不朽。拉扎尔郡主将永垂不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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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80%的土地和世界上80%的民族，都在西方列强统治之下。殖民主义以令21世纪历史学家诧异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政治史上以独一无二的速度走向了终结。53个主权国家（还有少数附属国）诞生自大不列颠帝国。20个国家诞生自法国统治，其中16个在非洲，2个在北非，2个——越南和柬埔寨——在亚洲。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令人称奇地，120个新生国家诞生于帝国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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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今世界中，一个最显著的社会事实是，世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多元国家，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拥有多种文化权利的语言团体或族群杂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同种的。日本曾经以为是同种国家，但是现在有了许多韩国侨民居民点，甚至有华人和巴基斯坦工人散落在东京和大阪近郊。日本面临的问题是，公开承认移民成为其工作适龄人口，以压缩退休和年长者的劳工比例。瑞典曾声称是文化单一国家，现在已经不得不去处理吉卜赛人和土耳其人族群，他们已经成为当局的难题。新加坡承认大量的巴基斯坦工人和其他外来工人，通常要五年之后才驱逐他们，以维持对这个城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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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少有国家能避免这个问题。在英国，（依照进化而非革命的节奏）权力下放已经变成得到承认的政策：苏格兰现在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文化生活措施，如教育；威尔士有自己的集会；北爱尔兰将变得更加不受英国官方控制。甚至产生了下一个十年英国是否会瓦解的问题。比利时彻底地分裂为佛兰芒人和华隆人两个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存在着大量匈牙利少数民族。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境内，有着盘根错节的格局。还存在着库尔德人，他们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仍然寻求着自己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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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民族运动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然而针对当前广泛爆发的民族运动，是否存在某个解释呢？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成为答案，它由以下因素所促成：浪漫主义，作家的歌曲诗文，以及像加里波第（Garibaldi）[70]那样火焰般红衫领袖的作用，从地区向国家范围的工业和贸易增长而导致的制度基础，因而需要国家层面的政治治理，如关税和进出口控制，更不用说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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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矛盾意义的是，今天，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其理由却正好相反。其构造力量是经济全球化，资本、货币和商品流跨越了国界，人民也随之而流动。许多国家已经丧失对本国货币的控制，而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控。通过使本币依附于美元的“美元化”，来使本币作为国家信用和汇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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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曾经是适应经济活动新范围并且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一个适当工具。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民族国家开始日益融入地区势力之中，比如欧共体（欧元）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者把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作为一个单一的生产和贸易区。日本的资本投资实力织就了一个亚洲强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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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政治分裂，西方帝国主义的瓦解和共产主义同盟的崩溃，更为分裂加上了额外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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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是否存在着一个新气象呢？我们纵使撇开正在崛起的强国中国和印度的角色，略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种族冲突和其从资源基地向后工业世界转变的无能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仍然可以持有一种建设性见解。它将是一个重新配置生产和技术的全球经济社会，[71]一些带有统一预算和福利规则的区域政治集团，以及在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文化自治（cultural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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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大陆社会，美国是持这种充满希望见解的模范。尽管存在着种族紧张，美国已经把黑人社区带入了政治体系之中，它已经由以下事实所见证：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美国城市（波士顿除外），都有过黑人市长，再加上数百名地方黑人官员。不过，经济差异仍然存在。美国已经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持续的经济活力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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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除了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由帝国崩溃产生的溢出效应之外，种族冲突已经不再发生（尽管在一些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排外暴力偶有发生）。加泰罗尼亚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自治的范例，在德国，对土耳其社区的宽容表明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政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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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良性的见解，假如它不是一个可喜的希望。在把历史看做各民族（不只是制度或结构）历史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世界各地，由各个民族提出的日益高涨的文化自治（假如不是政治自治）呼声，比如魁北克、恰帕斯[72]、巴斯克、伦巴、科西嘉、科索沃、库尔德、车臣、克什米尔、泰米尔、西藏、巴勒斯坦、东帝汶，以及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五六个种族提出的文化自治呼声。[73]这能够实现吗？《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Th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已经被欧洲理事会40个成员国所采纳，并于1998 年3月生效，赋予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使用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以“不可让渡的权利”，规定这些语言是由其所占人口大大地少于国家其余人口的国民“在传统上使用的”语言。尽管在理论上成立，但是只有8个国家批准了该协议，法国以存在对母语正常性的所谓威胁为借口否决了该协议。这些不是文明冲突，文明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而是国家内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利冲突，那是若隐若现的历史，却更贴近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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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作为信仰的伟大历史交汇点，“意识形态的终结”走完了自己的历程。现在该是续写已经开始的历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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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曼海姆（1898—1947）：德国社会学家，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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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书第6章呈现的有关“身份政治学”（status politics）的另一种说法，由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及本人在《激进右派》（The Radical Right）一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交通图书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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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尔伯特•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著有剧本《误会》、《卡利古拉》，中篇小说《局外人》，长篇小说《鼠疫》，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等，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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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克罗兹曼（1907—1974）：英国政治哲学家，著有《今日柏拉图》、《治理英国的方式》、《支持旧政的新专权》、《政府和被治理者》、《社会主义政治学》、《内阁政府的神话》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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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瑟•库斯勒（1905—1983）：匈牙利裔英籍作家，著有《中午的黑暗》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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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尼亚齐奥•塞伦（1900—1978）：笔名塞贡多•特兰奎利（Secondo Tranqwilli），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著有政治杂文《法西斯主义：其根源与发展》，长篇小说《丰塔马拉》、《面包和酒》、《冰雪下的种子》和剧本《他诞生了》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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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国际和平与战争》、《找不到的革命》、《回忆录——政治沉思五十年》、《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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