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2833
1702242834
[57]约翰•理查德•格林（1837—1883）：英国历史学家。——译注
1702242835
1702242836
[58]泰恩（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1702242837
1702242838
[59]约瑟夫•厄恩斯特•列农（1823—1892）：法国研究中东古代语言和文明专家。——译注
1702242839
1702242840
[60]克尔特人（Celts），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生活在莱茵河以东的中欧地区的移民和土著西班牙人。——译注
1702242841
1702242842
[61]圣驳夫（1804—1869）：法国批评家。——译注
1702242843
1702242844
[62]莱昂内尔•特里林：《马修•阿诺德》（纽约：迈利迪恩出版社1955年版），第214—215页。这个著作最初出版于1939年。——原注
1702242845
1702242846
[63]多明尼戈•施纳佩尔（1934—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女儿，出生于巴黎的法国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1702242847
1702242848
[64]多明尼戈•施纳佩尔：《公民共同体：论现代国民观念》（新本斯威克：交通出版社1998年版）。——原注
1702242849
1702242850
[65]这些国家是在巴尔干地区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东欧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库索沃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原注
1702242851
1702242852
[66]参阅安那托利•M.哈扎诺夫“俄罗斯联邦中的种族民族主义”，载于《代达罗斯》（Daedalus）1997年夏季刊，第135页。——原注
1702242853
1702242854
[67]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译注
1702242855
1702242856
[68]拉扎尔郡主（1329—1389）：塞尔维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译注
1702242857
1702242858
[69]它只是一个权力问题吗？例如，我想起了米哈罗•马科维奇（Mihalo Markovic）的故事。在铁托当政时期，他是一个坚强的异议分子，后来成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杂志《实践》（Praxis）的编辑，他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us）和政治理论家塞拉•本哈比布（Seyla Benhabib）有过合作。在铁托当政时期，他被流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今天，作为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是米罗塞维奇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党副主席，通过引用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中拯救合众国的努力，来替塞尔维亚反对克罗地亚和波希尼亚作辩护。在国际通信委员会期刊《通信》第4期中，我曾经详细写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战冲突。有关塞尔维亚历史的讨论，我引自梯姆•犹大的出色著作《塞尔维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注
1702242859
1702242860
[70]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加富尔和马志尼）。——译注
1702242861
1702242862
[71]我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000年版新版“前言”中详细论述了那个问题（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原注
1702242863
1702242864
[72]恰帕斯（Chiapans），墨西哥南部一州。——译注
1702242865
1702242866
[73]参阅乌斯特•汉纳姆《自治、主权和自决》修订版（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原注
1702242867
1702242868
1702242869
1702242870
1702242872
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1961年英文版作者序——令人不安的自负
1702242873
1702242874
未来属于民众，属于能对事物作出简明解释的人们。
1702242875
1702242876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
1702242877
1702242878
本书着重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强行”扩张——那种扩张推翻了关于经济不景气的早期推测、永久性军队编制的创立、雄厚的防御性经济的建立，再加上冷战紧张气氛的持续加强，使得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这10年里，在阶级结构方面，尤其在白领阶级成长和郊区扩大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我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等；在国内，我们专注于“自我”和“身份”问题，不仅突出了精神分析的地位，而且有赖于通俗社会学之镜。托克维尔（Tocqueville）[2]曾经谈到美国人“令人不安的自负”。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这种自负曾使他“听不进最轻微的批评，而只想听恭维的好话”。现在，这种自负已经被一种令人焦虑的自卑所代替：害怕受到责难，一味地渴求恭维。
1702242879
1702242880
我不想探讨美国人的性格结构，我也不想探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或美国政治的特质。如我在“美国过去的折射”一文中表达的那样，我怀疑任何一组镜子能否映射和捕获到美国生活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在本书中，我想要强调的是，简单化处理的错误以及由简单化处理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陷阱；这些尝试当然是批判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S.Mill）[3]在讨论边沁（Bentham）[4]的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批评家是生活在精神王国最底层的人。那么，我从底层开始吧。
1702242881
1702242882
在第一部分中，我认为，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在大众社会理论中，这一点最为明显。“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这一概念变成了对美国生活进行激进的和盛气凌人的非难的主旨，变成了试图以精英方式看待美国政治的主旨。我认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集团利益和地位抱负被转变成各种政治观念，其性质推翻了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国社会的阶级和大众的传统理论。除此以外，这10年的政治是最近社会变化的根源。同20年以前相比，它受到了完全不同的驱动力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热点几乎完全是国内的；用社会经济术语来说，那个阶段的社会分裂是国内分裂，且大多是阶级分裂。在今天，这一点已经没有多少意义。20年以前的阶级阵线和最近10年的阶级阵线在今天也已大不相同。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任何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而是取决于国际事件。作为政治的表现，外交政策是许多因素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一直是对俄国意图的评估。起初由凯南（Kennan）、艾奇逊（Acheson）和杜鲁门（Truman）[5]等人作出的那种评估，即遏制的需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后来的历届政府所继承。这种评估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整个后果产生了影响：扩军备战、区域军事联盟的形成、“双重经济”的产生、科学和科学家的新作用，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塑造了整个美国的社会面貌。因此，不能作出简化论者易于产生的宏大理论概括，关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从严格的经验水平的研究出发。
[
上一页 ]
[ :1.7022428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