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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部分对美国激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讨。它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苏联行为的性质对美国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篇论文试图解释我们所知的俄国意图。异化和剥削论题对激进伦理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观念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主要见解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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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是在10多年时间里完成的。它们不仅是由问题而且是由思想倾向串联起来的。它们是为那些虽非内行但受过教育的、对各种观念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在今天，承认自己对观念感兴趣几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社会科学的语言是假设、参数、变量和范式。程序是由众多变量组成的（即孤立的单因子或群，使其他因子为常量，以检测特定变量的重要性或各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并且是量化的。在技术方面受过训练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瞧不起观念和历史，把它们看做模糊的和不精确的东西。人文学者则嘲笑社会科学家的各种行话和通常微不足道的结论。双方都在揭对方的短。不过，谁也没有对以精确性而非模糊性为目标的语言或程序表示异议，尽管它们充满着技术性术语，但是通过利用抽象样式，最好的程序也会缩小一个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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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注的问题与此不同。我对社会描述感兴趣，对解释感兴趣，对构筑现实的轮廓感兴趣，但是对受控制而抽象的假设的检验不感兴趣。但是它未必比学院派社会学更不“科学”。它也不是真正“文学的”。这样的社会学是“继往开来的”，它能让人豁达地待人接物，处事不乱。它既和学院派社会学相一致，因为它运用了相似的概念（团体、身份、社会流动）；又和文学分析相一致，因为它也对社会活动的道德因素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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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关注点不同于文学分析关注点，其方法和考察引向的是不同方向。例如，两者都会对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威廉•英奇（William Inge）[7]的剧本反映美国男性变化着的社会和性反应方式产生兴趣。但是文学分析（如莱昂内尔•特里林等较年老一代的实践和罗伯特•布鲁斯坦［Robert Brustein］[8]等较年青一代的实践）寻求的是经验原型或根本理念。社会学分析接受这一点，但它寻找典型事物，或者一套观念与其他社会风俗的相关性。文学分析是文本的；它把“作品”看做它的世界。社会学分析是语境的；它努力寻求更广阔的背景，以便把各种区分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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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从批判立场，避免使用各种行话，来探讨社会学问题。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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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社会学分析文章的作者应该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我的观点是反意识形态的，但不是保守的。在最近10年里，我们目睹了19世纪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衰落。那种思想体系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针对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些意识形态对思想和情感的整个强制性承诺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害怕“群众”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这是新保守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的基础。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忧虑。不过，要想使拒斥意识形态具有意义，那么它必定不仅意味着批判乌托邦秩序，而且意味着批判现存的社会。（我们禁不住想起了喜欢调侃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下的辩证定义：资本主义被说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则恰好与之相反。）留给批评家们去探讨的问题是异化的强硬性、他者的意义。怀疑的呼声盖过了信任的呼声。人的承诺就是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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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是一种超然。它使人避免陷入任何单一事业，也使人不至于将社群的特定表现视为终极因素。异化也不是根除，不是对人的根基或国家的否认。一些非官方意识形态的研究者担心，批评美国将影响亚洲和非洲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反美派，反对民主的价值。这是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偏见。党派人士和批评者都是持续对话的合法声音。对话是各种观点和经验的检验。这样的社会是最充满生机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因此，一个人在不成为国家敌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成为国家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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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版里，我对结论性的一章“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作了许多扩充，以追溯术语“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并澄清术语“意识形态”的多种用法。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任何一个“信念体系”，而是把它看做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正如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9]在著作《文化绝望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中提到的那样，我注意到，我大体上把这一术语应用到左派思想上，因此限制了它的范围。的确如此。不过，由于既存在左派“意识形态”，也存在右翼“意识形态”——现在还存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的历史语境规定了他的用法；“意识形态”一词是“左派”的产物，并在那个语境下获得了有区别意义的反响。这曾经是我讨论的焦点。我还增加了讨论新的“革命修辞学”的一些章节，一些“新左派”成员曾经采用那种修辞学论证新兴国家镇压自由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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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利益和意识形态：论舆论在劳资争端中的作用”是以《塔夫特—哈特莱法》[10]为背景而撰写的论文，讨论了在那场争论中那个法对舆论的操纵，该文已无多少历史价值，我把它给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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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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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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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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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巴塞尔大学历史学与艺术史教授，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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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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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论代议制政府》、《效益主义》、《女性的屈从地位》、《论社会主义》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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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著有《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政府论片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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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52—1953）和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1893—1971）：美国国务卿（1949—1953）；哈里•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位总统（1945—1952）。——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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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弥尔•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著有《论社会分工》、《论自杀》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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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纳西•威廉斯（1914—1983）：美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威廉•英奇（1913—1973）：美国剧作家，作品描写中西部小镇居民的渴望、困惑和失败的经历，主要作品有《野餐》、《汽车站》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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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伯特•布鲁斯坦（1927— ）：美国戏剧评论家、制作人、编剧，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戏剧文学教授，著有《反叛的戏剧》、《第三剧场》、《作为剧场的革命》、《写给青年演员们》、《文化观察：戏剧与社会文集》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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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里茨•斯特恩（1926— ）：出生于当时德国（现属波兰）的布雷思劳（弗罗茨瓦夫），1938年移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有《历史的多样性》、《文化绝望的政治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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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塔夫特—哈特莱法》（Taft-Hartley law），指1947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1947年劳资关系法》。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集体谈判只限于50英里之内，禁止工会与资方订立只许雇用工人会员的合同；司法部有权制止罢工，法院有权发布命令，80天内不准罢工；禁止支援性抵制；参加罢工者立即予以开除并禁止在三年内担任国家职务；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工会领导职务；工会负责呈交“非共宣誓书”，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或同共产党有联系的组织的成员，说明自己不赞成共产党的观点，不鼓吹用武力或违犯宪法的手段推翻美国政府。该法从根本上修改了1935年《华格纳法》，取消了工人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顽强斗争获得的工会权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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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一部分 美国：理论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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