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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数据的使用中，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所流露出来的方法论偏见。在使用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并且在像较低水平或国家级水平之类的变量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假定：在不同的招募中，可以区分出顶层人物的性格差异，因此其政治特性也是不同的。（米尔斯似乎含蓄地提出了这一点。不过，他尽管提到在今天政治局外人已经逐渐飞黄腾达起来，但是他对此论点并没有作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作为一个反方法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是发迹于招募或社会的根源，而是发迹于政治特性。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种变化是由于招募的差异（不同的阶级和伦理背景）还是由于别的原因？要是有人问起这些问题，那么他务必对各种观念和问题作一番考察，而不是对社会出身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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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在这里，米尔斯几乎对各种观念和问题毫无兴趣。在政治学领域，引起他兴趣的问题是：战略地位以什么方式发生了变化？哪些地位逐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对米尔斯来说，权力变化大体上是一系列不同地位的变化。由于不同结构或制度的（如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结合了起来，不同层次的权力才成为可能。精英的循环——帕累托指的是具有不同“财富”的团体构成的变化——在这里已经被转变成为对于制度地位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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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如何适用于人的呢？人是由其地位决定的吗，譬如由其品质、观念、价值取向决定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以什么方式决定的呢？还有，把政治历史看做“制度”的权力地位的变迁，而不是具体利益集团或阶级权力地位的变迁，这种看法就是以一种极其抽象的方式来理解政治。它将无视观念和利益的变化。这是米尔斯之所以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对整整20年新政和公平施政历史轻描淡写的原因。对他来说，这20年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是因为它们助长了大部分社会“制度”的集中化倾向，尤其是政治“制度”的集中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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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忽视中，甚至在对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否认中，人们发现了在帕累托对意大利社会变化解释中存在的一个鲜明的相似见解。在帕累托看来，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仅仅是“诱导”方面（即意识形态面具）的一个变化，而财富的基本构成仍然保存着。（第1704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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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民族主义向自由社会主义的措辞变化反映了阶级“财富”（即团体存留“财富”）再分配的变化。因此在政治阶级方面的变化只是意味着社会心理类型的循环。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主张，都“仅仅是论战中的诸党派用来哗众取宠”的面具，“［它们］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不过］它们都毫无意义”（第17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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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的变化是宪法地位之结合的变化；并且可能只有这一点是唯一有意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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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成功的内战之外，美国权力体系方面的变化并没有涉及对基本法构成的重要挑战……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大体上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秩序中的相关地位的制度变化所引起的。（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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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美国生活的显著变化，政府的资产、管理监督和责任的观念的变化，由新政带来的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将“还原”为制度的变化。但是，在美国生活中是否一直不存在对于基本法的挑战呢？在美国，权力体系的延续性到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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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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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米尔斯对政治的分析采用了帕累托的观点，那么他在描述经济权力时则变成了一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尔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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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最近的社会历史并没有显示出在高级资产阶级连续性中有任何明显中断。……像在政治秩序里一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领域里，除了存在着维护和推进那些利益的高级经济人类型以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利益连续性……（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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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米尔斯说得含糊其辞，但是人们只能说，对这个假定给出的回答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或方法论的讨论，而是依赖于经验证据，在第二章里，在那里我讨论了家族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解体，我已经试着对它作出回答。因为在最近的75年里，一个突出的事实是，财富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间的现存关系已经瓦解。马尔萨斯[28]认为，那种关系代表着社会的“根本法则”。而且，这也意味着“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家族资本主义曾经是资产阶级阶级体系的社会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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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经济管理的总结中，米尔斯描绘了一幅更加离奇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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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企业不是一系列各自孤立的巨头。它们在其各工厂和区域内部，以及在各跨行业之间，如美国制造业促进会（NAM），通过明确的组织，被黏合了起来。这些协会把管理精英和企业富豪的其他成员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把狭隘的经济权力转化为工厂范围和阶级范围的权力；而且，它们首先把这些权力应用到经济领域，例如，关于劳动力及其组织；其次，它们把这种权力应用到政治领域，例如，这种权力的政治重要性。此外，这些协会使小商人阶层获得大商行的想法。（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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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声明，它比过时的TNEC报告中说的一切或者罗伯特•布拉迪（Robert Brady）[29]在其《作为权力系统的商业》（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中提出的巅峰联盟（Spitzenverbande）理论还要彻底。存在着合作是很显然的；至于这个领域的统一——与和谐——则几乎是荒谬的。米尔斯没有为这些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同业公会已经衰落。在战时，起初作为代表行业向政府方面施加影响的工具，它们曾经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制造业促进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并且在会员利益和贡献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产业已经被划分为一大堆不同的问题，包括劳工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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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谈到了“他们在政治领域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权力精英成员统一起来是为了反对谁呢？并且在政治领域里是什么问题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呢？我认为只有一个问题才能把顶尖企业统一起来：税收政策。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分裂的。它们在对待劳工问题上也多少是分裂的。在各个自身利益领域里，诸如在铁路和公路、铁路和航空、煤炭和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除了在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意义上之外，很少有别的政治论题能把这些管理精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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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谁和谁在哪个方面联系是一个以观察为根据的问题，而我们在米尔斯的大作中找不到这种思考。假如米尔斯描写的那种合作是存在的，那么将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合作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例如，作为官僚化的一个结果，在企业内部的职业路线被拉长了；结果，对于那些高层人士来说，任期已越来越短。在10年时间里，美国电话电信公司有过三任主管，他们都已经在这家企业里呆了30年到40年。假如人们得花如此多的时间待在公司的边缘，那么这些“精英”成员如何才能为人所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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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精英管理如此着迷的过程中，米尔斯却对如下问题无动于衷：在国家的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构成了权力的问题。这一点他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缺乏“重大决策”，他草率地把所有其他问题都归为“中等水平”的问题，并断定其没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不过，像劳工问题、种族问题、税收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政治问题吗？它们把人们区分开来并且导致其利益冲突，那些冲突导致人们认识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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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术语“精英”的使用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精英”对所讨论的权力有效范围。为什么用语词“精英”而不用“决策者”或“统治者”呢？谈到决策，人们不得不讨论政策的形成、压力等问题；而谈到统治，人们不得不讨论统治的性质。但是要是人们论及精英，他只需讨论体制的地位。且要讨论体制的地位的话，像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人们只有在制度的根本性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问题在于记录跟踪描述顶层的循环。制度的根本性质（即基本法的性质、资本主义阶级连续性的性质）是不变的论断是一个奇怪的论断。因为假如权力已经变得如此集中和同步，像米尔斯现在断定的那样，那么这难道不是在制度里发生的一个根本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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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使人们想要从精英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权力的重大变化：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并且这一点同整个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权力变迁相联系），但最重要的最明显的一点是，政治领域决策角色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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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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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0多年里，不断增强的托拉斯力量、银行家在经济中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形成社会和社会变革方面隐藏的却具有实际的决定性作用的阶级体系上。一些“现实主义”历史学家，著名的詹姆斯•艾伦•史密斯（J.Allen Smith）[30]、举足轻重的查尔斯•奥斯丁•比尔德（Charles A.Beard）[31]开始从经济学角度重新解释早期殖民斗争和立宪斗争。比尔德的解释提纲挈领来讲，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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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斗争是商人团体和自耕农之间直接的阶级斗争，前者以联邦制拥护者成员为代表，后者以民主党成员为代表。由于他们之间敌对的利益（税率、假币等等），社会被明确地一分为二。这些“国父们”讨论阶级斗争的天真方式在联邦主义者文件（《联邦党人文献》）里记下了鲜明的一笔。因为在后来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阶级之间就谷物保护法[32]进行的斗争中，无论哪一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都将确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那个早期的美国财阀集团，即东部的商人们，自我暴露出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集团，它们无力维持政治上的创新精神。因此，联邦主义者（联邦党人）就失败了。不过那些民主党人，在萌芽着的资本主义生活的经济事实面前，其实也不可能真正地获胜，并且，所谓的“杰斐逊革命”（Jeffersonian revolution）也不过是杰斐逊认识到许下诺言比兑现诺言要容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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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的历史编纂对这个粗线条的明暗对照法作了相当大的修正，并且加入了许多微妙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例如，逖克逊•瑞安•福克斯（Dixon Ryan Fox）[33]在他关于19世纪上半个世纪国家政治状况研究《美国佬和英国佬》（Yankees and Yorkers）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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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和荷兰之间，在长老会和英国国教徒之间，在商人和农场主之间，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斗争，党派的幽灵早已在纽约出现，并且一再地在变化无常的政见中继续游荡着。不过，党派界线并不是按照贫富来划分的。由于贵族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保证，也正由于其政治背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进行活动；像卡普利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34]那样，家族和家族相互对立。正像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35]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杰伊斯家族、叙伊莱尔家族、克林顿家族、布尔家族，如果他们生活在新英格兰，他们或许已经联合起来，或许已经抛弃了其祖国；但是一旦成为纽约市的市民，他们便会吵个不停。”当托利党被排除后不久，辉格党也很快地分裂成各种宗派。它不是一分为二，而是瓦解为好几个派别，并且每一派都变成了进行交易和作出妥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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