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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力影响诸事态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只能不恰当地称之为“技术决策”（technical decision making）的突然作出。一旦政策决定被作出，一旦技术变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或者一旦日积月累的变革变得明朗起来，假如人们“足够理智”的话，其他后果便会几乎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这样，权力的变迁变成了这些“决定”的“技术”伴随物，并且一种权力社会学必须鉴别来自各种不同决定的各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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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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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经济调节器的联邦预算。从1931年到1935年，在那个大萧条岁月里，联邦预算总支出平均为52亿美元。在接下来的4年里，从1936年到1940年，它达到了80亿美元。（在这个时期的收入大约是支出的60%。）在接下来的第三个4年里，联邦政府每年正在花掉超过9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累加的国债比以前10多年里欠下的总债还要多。这些数据用美元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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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些支出必须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总量相比较。在这萧条的12年时间里，除了后来相对提高的政府花费以外，联邦预算“消费”和抽取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1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数字达到了40%以上。但是由于这表示的是一个“异常”偏高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8年时间里，政府已经变成了近四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费者”。除了1948年——在战后历史中的一个“和平年”——以外，联邦预算“减低”到了330亿美元（与国民生产总值2570亿美元相比），在朝鲜战场上的支出以及为保持冷战的军备发展所需要的费用使得联邦预算连创新高。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几年里，每年平均有700亿美元，而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250亿美元。在1960年，联邦预算（估计）将超过8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4000亿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单单分摊到公共债务上的利息就超过了72亿美元，比联邦政府在大萧条时期每年的总支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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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支出的骤然飙升并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是战争及其影响的必然产物。这就是联邦政府能够持久地充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调节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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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0—1955年的“双重经济”。当朝鲜战争在1950年爆发时，政府面临着直接的选择：要么把现存的机械产品转变为战争用品，要么鼓励建造新工厂。其决定建立在对这场战争的类型的评估的基础之上。假如朝鲜战争将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有必要把和平时期的设备改造成为大型军火储备。这个决定以政治和军事估价为根据，将建成一种“双重经济”。从经济学上讲，其主要的后果是，在今后五年时间里，这个决定将允许企业通过注销相当于正常25年的新设备的成本来扩大新的资金费用。（因此，企业可以从效益中节约20%的新成本并因此获得相当可观的税务效益。）这五年的税务返还金计划助长了特别高的资本投资率，毫无疑问也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繁荣，并且对生产力过分膨胀负有责任，那种膨胀是引发1958—1959年萧条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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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器技术。新式武器的迅速产生决定性地影响了军队内部，每一支军队不同派系内部权力和影响的相关重要性。因此，导弹的崛起减低了战列舰的重要性，战列舰曾是海军和陆军的支柱。在新式技术中，例如，携带导弹的潜艇变成了攻击力量的主要装备。而导弹射程的扩大使得有人驾驶的战机成为多余。在武装力量的构成方面的这些变化，在对新技能团体、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的需要方面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军事权力形象的变化。研究和开发部门变成了比执行部门更加重要的部门。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相应的增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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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后果都来自于米尔斯谈到过的“重大决定”。但是，如我在以前提到过的那样，米尔斯谈到的基本政策问题基本上是要不要转入战争的问题，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是不讨论冷战，不讨论我们将采取的姿态是由俄国人决定的，那么一个人根本无法讨论战争问题！而米尔斯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自从1946年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贝尔纳斯（Byrnes）[43]发表斯图加特演讲以来——那个演讲扭转了我们想要削弱德国的立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国内社会分工或阶级问题的反映，而是建立在对俄国意图的评估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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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评估不是由“权力精英”作出的。它是由美国的学术专家作出的评估，其中以由乔治•凯南和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作出的评估最为著名。它断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强国的俄国是进攻性的、好战的，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实施扩张主义的，因此为了遏制其野心，有必要实施遏制政策，包括快速的扩军备战。这个判断为杜鲁门的希腊和土耳其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马歇尔计划和支持欧洲经济重建的愿望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不是美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反映。它们是对于民族利益和民族生存问题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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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第一个决定，许多其他的决定接踵而来：远程空中攻击力量（SAC）的产生、西欧防务委员会（EDC，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失败之后）的成立。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战略步骤都无一例外地取决于第一个决定（当法国拒绝加入EDC之后，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德国的军事支持），而是说其点明了大概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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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广泛的联系被确定了下来，利益集团就介入了进来，国会也（经常灾难性地）被利用去通过各种法案，那些法案给了压力集团以更多的援助资金（如，布兰顿法案，既受到了工会的压力，又受到了滨海产业的压力，它使得整个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的50%被投到了美国滨海地区），或者去削弱国务院的灵活性（如，战时法案禁止同苏联盟国进行贸易，斯里兰卡是我们的盟国，于是威胁斯里兰卡，如果它向中国出售橡胶，就中止对它的援助，实际上，它使斯里兰卡蒙受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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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忽视这一类“强制”决策的问题，也就是忽视了当代社会里的政治因素和权力的新本质。“权力精英”理论隐含着在精英中间存在着一个没有得到确证的利益目标和团体的统一。而这是为人们所清楚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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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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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的许多工作缘于他对生活不断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这是他的历史理论——及其鼓吹者的强烈愤慨；这赋予他的著作以吸引力，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许多人感到既无助又无知，唯有表示愤愤不平。但是，应该弄清无助的根源，以避免像米尔斯那样陷入对现代生活“不切实际的反抗”之中。（视权力为暴力的梭伦式说法，视权力为阴谋诡计的民粹主义画面，都可以在米尔斯的著作中找到令人不安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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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多元化、生产组织化、政治社会的广大领域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复杂性和专门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些活动将导致生活的“科层化”却不是必然地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收入不断增加、趣味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里，情况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对于像“科层化”和“权力精英”之类术语的模糊使用常常增强了人们的无助感，掩盖了自由社会的各种力量：利益冲突的多样化、公共责任的增强、对传统自由的重视（譬如最高法院，米尔斯没有讨论的一个机构）、志愿者和社区团体的作用，等等。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术语“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的滥用，白恩汉[44]在20世纪40年代对“经理社会”（managerial society）的滥用，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对术语“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滥用，在上述术语的使用中，社会与社会之间特殊而关键的差异是不明确的。就像《权力精英》老是强调“重大决定”（big decision）那样，这种模糊性导致了一部讨论权力的著作竟然很少讨论政治。这的确让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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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白领：美国中产阶级》、《权力精英》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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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当•沙夫（1913—2006）：波兰哲学家，著有《人生哲学》、《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共产法西斯主义》、《论新左派的性》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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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擅长塑造为贪婪、仇恨、野心等强烈情感所控制的人物。巴尔扎克计划以《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为题，撰写描绘和分析法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主要可以分为三组：道德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每一组又可以分为个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及乡村生活等场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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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翰•盖伊（1685—1732）：英国诗人、戏剧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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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7—1956）：德国诗人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巴力》、《夜半歌声》、《在都市的丛林中》、《男人就是男人》、《三角钱歌剧》、《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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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托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著有《有闲阶级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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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帕累托（1848—1923）：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关于群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相互作用理论及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闻名于世。他主张社会产品分配的最优状态。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提出上层社会优越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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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这一方面，本人的导师是杜威和马克思。我之所以认杜威为导师，是因为他坚持不从结构（习惯）开始，而从问题开始，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某件事情何以会产生问题，事物何以处于流变之中，人们做了什么，等等。我之所以认马克思为导师，是因为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视，对作为变革环节的危机的重视，对政治的重视。他认为，作为一种活动，政治深深地扎根于具体利益中并体现在各重大战略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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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就这样的框架而言，请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评论“美国社会的权力分配”，载于《世界政治》（1957年10月）第10卷第1号。帕森斯认为，米尔斯把权力看做是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游戏中一个第二次“分配的”概念，那场游戏的焦点集中在谁将拥有权力上。帕森斯根据社会等级化过程中权力的功能功利或综合功利来组织他的分析。另一个观点是由罗伯特•S.林德提出来的。他把权力看做是一股保证对社会有利的维护社会价值的积极力量。林德在由阿瑟•科恩豪泽主编的论文集《美国民主中的权力问题》（韦尼州出版社1958年版）中提出了上述见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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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除了另作说明以外，所有的字下面的着重点都是由本书作者加上去的。它们旨在提示某些关键的陈述。所有的引文均来自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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