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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皮托夫（1873—1957）：德国经济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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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俄国经济学家及统计学家，提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闻名于西方经济学界，著有《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和《大经济周期》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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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著称，著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等，1974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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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穆勒（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创始人，著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17—18世纪普鲁士国家宪法史、行政史和经济史研究》、《一般国民经济学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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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彼得•德鲁克（1909—2005），美国管理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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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由于凯恩斯的经济学模式从本质上说是静态的，而熊彼特的经济学模式主要的是历史的，因此，一种真正的调和是极其困难的。熊彼特把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看做自己的体系内部的一个“特例”。在近几年里，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J.R.希克斯（J.R.Hicks）和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试图从凯恩斯论题的主要内容中引申出一个动力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综合将务必把凯恩斯的收入、产出、就业问题和熊彼特对于企业家、创新和均衡的强调统一起来。这是一个仍然有待于人们去充分地探讨的问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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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摩里斯•A.阿德尔曼（1917— ）：美国能源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著有《石油供应经济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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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由理查德•西尔斯创建于1884年的美国百货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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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P全称为The Great 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美国历史上曾风靡一时的主导超市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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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赫尔特•克拉克•胡佛（1874—1964）：美国采矿工程师、慈善家，第31届美国总统（1929—1933）。——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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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国共和党第一次长期连续执政是1860—1884年，分别由林肯、格兰特、海斯、加匪尔德、阿瑟担任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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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五章 美国过去的折射——关于国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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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独特的原因，在其被发现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美利坚大陆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在新大陆的拓展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天然之国”，一个过去只是梦想中的国度，而今却变成了现实。蒙田（Montaigne）[1]曾经在“食人者”一文中概述过共和国的景象（“人类无须辛苦劳作，大地倾其所有……以富饶的物产供养着纯朴的人们”）。莎士比亚接着在《暴风雨》一剧中借贡柴罗之口说出的一句对白几乎与蒙田的话毫无出入。卢梭（Rousseau）也描写过一个不被权力腐蚀的社会。所有这些上帝之城现在都可以在美利坚平原上建立起来。例如，在1794年6月，柯尔律治（Coleridge）和骚塞（Southey）[2]在牛津相会时，创立了“理想的平等社会”（pantisocracy）观念，这个词是柯尔律治创造的。这是一个哲学家的高尚计划，打算在美国和平安乐的氛围中开辟乌托邦式栖居地。那将是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12位青年男子偕同他们的12位妻子打算做一次“人类的完美性实验”（experiment in human perfec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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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是给人带来诸如此类的希望，但结果又总是落空。自从开始美国冒险以来，旅行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一直寻求着去吸收那种经验，使之合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但像《白鲸》中亚哈船长的那条鲸鱼一样，似乎总有避开他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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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企图领会美国经验的意义的尝试是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3]写的《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American as a Civilization）一书。就其所探讨的范围而论，它的确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由于这个缘故，读者不要只凭这本书所包含的观念来评价勒纳先生的努力——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困难了，因为它跨越了如此多的领域——而是通过与曾经作过类似尝试的人的对照来评价勒纳先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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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阅读勒纳著作的最有效方法是，不是如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把它当作一部对照托克维尔或布赖斯（Bryce）[4]的著作，而是把它当作一部对照拉斯基（Laski）[5]《美国民主》（The American Democracy）的著作。拉斯基的著作是10年以前出版的，勒纳似乎有意在本书中试着对它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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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其表面的相似之处是引人注目的：两本书都是大部头著作；勒纳的书有1036页，拉斯基的书有783页。其论题也非常一致：拉斯基从论述美国传统开始，涉及了教育、文化、商业企业、政治体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美国，并且以作为一个文明原则的美利坚主义作为结尾。勒纳也从论述传统开始，继而论述了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观念，涵盖与拉斯基相同的理论根据，不过涉及了某些较新的问题，增加了讨论亲子关系和美国国民性格的两章内容，最后几乎和拉斯基一样，以认定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结束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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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观点和性格上看，两人也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鲜明特征主要在于描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采用的措词（“我们时代的革命”，“思想是武器”）。他们都是“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尽管勒纳变成了一个更为尖刻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很坦率、合群、乐观，既有点学究习气，但也务实。两人对影响青年一代以及对塑造政治文化都颇感兴趣，然而都不愿意在政府机关或组织中任职。拉斯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工党国会议员；勒纳则避开了在美国防空署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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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犹太人，他们都注意到了他们同现行的社会偶像的距离。两人都对各自的志愿和角色有高度的自觉（拉斯基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他给霍姆斯的信所表露的心态中看出这一点）。两人都感到自己在为一代人作总结。两本书在同一个10年中写成，但前后相差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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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正是那10年体现出了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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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试图对美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就他对美国过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的充分了解，他描述的当代景象被投射在一个严格的框框里：美国是政治民主国家，但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那个阶级“虽不宣布但实际上掌握财富大权”，他们小心翼翼，“以免危及有钱人提出的那些不变的主张，那些主张被当作民主无法跨越的边界”。政治的民主无法“掩盖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为寡头政治的事实”，而法院起着“立法民主习惯调节器”的作用。他的结论是阴暗的。“［随着］反犹太人情绪的滋长和对黑人进步敌视的加剧……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精神肯定会……让任何诚实的观察家对其结局表示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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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拉斯基处在实施新政和公平施政14年之后的1947年的想法。由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美国的历史将不顾一切地仿效欧洲资本主义民主的一般模式”，鉴于其了解美国的生活详情，他可能会持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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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不顾一切”这个措辞有多冒昧，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这一信念，并且它是“左派”之所以不断地误解美国政治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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