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3882
1702243883
老式家族资本主义解体了，新兴的管理经营集团在商业企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发生了利益集团的增多和集团的分化，因此，要给美国政治权力渊源定位是很困难的。引用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的话说，美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经纪人国家”（the broker state）。不过，说这是一个经纪人国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普遍认可中，尽管受到了工会权力的限制和受到政府监督的抑制，利益集团的交易仍在继续进行着。
1702243884
1702243885
我们暂且认为这样的传统政治分析思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两党制限制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作用，取悦于民众的政治传统，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限制立法的政策——，但是这些路径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足之处，我们无法据此理解主导50年代政治的问题。例如，这些思路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及新民族主义背后的支持力量，比如，布列克（Bricker）参议员和诺兰（Knowland）参议员的新民族主义，也无法解释由麦卡锡参议员引发的激烈的情绪狂热和短暂的支持。总之，传统的所谓“利益集团”确实不能帮助我们解释美国新右派的出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M.Lipset）[15]称之为“激进的右派”——说它激进，是因为它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尊重个人权利，还因为它提倡新式美国生活。所有这些被麦卡锡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论题戏剧化了。
1702243886
1702243887
尤其对欧洲人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确实是一个谜。在美国，毕竟没有像在法国、意大利那样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美国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从未超过10万人。在过去5年中，当共产主义问题出现在国家现实生活中时，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政治影响力。共产党员联合会被驱逐出了工业组织代表大会[16]；被华莱士拒斥的进步党也归于失败。他们很快在知识分子集团中丧失了势力。
1702243888
1702243889
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有意贬低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的矛盾立场加深了这些混乱，并且增加了恐慌：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都低估了过去共产主义渗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政府放任安全条例的滥用，那个条例无视个人自由和权利。[17]对韩国的入侵、对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情绪化反应，那个反应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共产党；特别是惠特克•钱伯斯（Wittaker Chambers）[18]对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存在间谍网的揭露；加拿大间谍调查，对英国人艾伦•纳姆•梅（Allan Nann May）[19]的审讯以及罗森柏格案件中对苏联窃取美国原子秘密的披露，所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国内的紧张气氛。
1702243890
1702243891
但是，在考虑这些事件的自然影响之后，很难解释麦卡锡参议员何以能够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仍然没有人注意到在共产主义问题上麦卡锡和其他人能引起对民主制度的广泛损害，以及不考虑后果的鲁莽做法：校园里的效忠宣誓、强制推行的美利坚主义、女童子军手册措词中所宣扬的国家正受到威胁的言论、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猛烈抨击（一些反共领导人如伍尔夫曾在欧洲领导过宣传工作）、粗野的标题，以及在蒙茅斯堡对通信兵团雷达研究计划的愚蠢破坏——总之，怀疑和恐怖的不良气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传统的政治分析无法叫人看透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们。说他是一名煽动家说明不了什么，反而会引起他对谁、对什么进行煽动的相关问题。麦卡锡的目标的确很奇特。最近的一位重要煽动家休伊•朗（Huey Long）[20]曾经含糊其辞地攻击过富人，并企图“分享财富”。而麦卡锡的目标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哈佛人、亲英派、国际主义者和军人。
1702243892
1702243893
但是这些目标为了解支持麦卡锡的右翼分子——激进的右派——以及之所以要支持他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一个为数寥寥的乖戾的贵族阶层，如西奥多•罗斯福最后一个在世的儿子阿奇伯尔德•罗斯福，他的激情来自敢于向衰落的欧洲挑战的一个正在消失中的强大美国形象；“新富豪”——汽车商人、房地产操纵者、石油开采商——需要从心理上保证他们能够像祖先一样靠自己发财致富，而不是（如事实上那样地）依靠政府的资助来致富；他们害怕“税收”会夺走他们的财富；许多族群中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阶层，特别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寻求证明他们对美利坚主义的忠诚（尤其是德国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含着不忠诚的迹象）；最后，在美国的独特文化历史中，有一小撮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过去是道德败坏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跟随着麦卡锡向一般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
1702243894
1702243895
如果这种奇特的混合体，如佩带着“上帝和基甸的剑”，不能用适宜于美国政治的传统术语来解释，那么还能用什么解释呢？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身份政治学”，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在讨论古老贵族阶级的身份焦虑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讨论新富豪的身份恐惧中，都应用了这一概念。[21]
1702243896
1702243897
身份政治学概念的中心思想是，财富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集团往往与地位正在没落的集团处于同样的政治忧虑和政治焦虑之中。许多观察家注意到，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集团比过去更狂热地企图将他们过去所代表的社会的陈旧价值观念强加于所有的集团。李普塞特论证道：正在崛起的集团，为了使自己站稳脚跟，可能会坚持相似的做法。这种崛起发生在繁荣时期，在此时，阶级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丧失了力量。霍夫斯达特进一步论证道：在美国政治历史上，经济问题只是在萧条时期才占有重要位置，而在繁荣时期，便产生了“身份”问题。但这些问题通常具有“爱国”的特征，它们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难以归类。
1702243898
1702243899
这些政治力量，由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是很不稳定的。麦卡锡本人，凭着其政治地位的逻辑，和他个人的品性，必然会走向极端，最终以向艾森豪威尔挑战收场。这是麦卡锡的一次大赌博，结果他输了，因为共和党少数派向共和党总统挑战只能造成党的分裂。面对这一威胁，共和党人团结在艾森豪威尔的周围，麦卡锡本人则被孤立了起来。就这一方面而言，这些事件证实了1952年利普曼和艾尔索普兄弟论断的真实性，他们断定只有共和党总统才能为“公平施政”（fair deal）所创议和坚持的外交内政政策保证必要的连续性。一位民主党总统可能使政党两极化，并且给共和党极端分子以发动攻击的借口；而温和的共和党政府可以对极端右翼分子起着缓冲器的作用。
1702243900
1702243901
在朝鲜停战后国际紧张关系的趋于缓和证实了麦卡锡的失败。但在理解麦卡锡时不能忽视站在他背后的人以及由那些集团带来的改变了的政治气氛。他是催化剂，不是炸药，而这些势力依然存在着。
1702243902
1702243903
在美国生活中改变了的政治特性产生了一些后果，最令人关注的是把“道德问题”（moral issues）大规模地引入政治辩论之中。这几乎完全是一个新现象。在整个历史上，美国人在政治妥协与道德极端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1702243904
1702243905
可以说，美国政治的这种被挽回的体面在于各种集团都得到了容忍，“施政”制度成为宽容的实用主义哲学原则的翻版。但是在风俗、习惯、道德、行为问题上——特别在小城镇的上述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清教徒式严酷的残暴，其程度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
1702243906
1702243907
这种道德主义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马克斯•舍勒对它的概括倒是很正确。舍勒认为，道德义愤是一种抑制着的嫉妒的伪装表现形式和中产阶级心理的特殊事实。在贵族阶级文化中，由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并且追求享乐及审美主义，人们在其习性中很难发现道德义愤的一面。有些天主教文化，其处事方式很世俗化，对人类弱点也能容忍，它们不以惊恐的态度来看待赌博、酗酒甚至放纵的性行为；它们的不赞同态度为原罪的不可避免性所缓和，人要在彼岸世界而非现世得到拯救；偷盗毕竟是一种可宽恕的耻辱，但骄傲是致命的大罪。
1702243908
1702243909
一些宗教放弃了对来世的假定，而关注现世问题，道德义愤——和道德主义——则是那些宗教的特点。在新教教义中，这一替代使宗教的虔诚让位于道德主义，神学让位于伦理学。受人尊敬代表着“道德”进步，约束性监督，亦即“以道德来约束”，一直是美国新教教会关心的重大问题。
1702243910
1702243911
这种道德主义本身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与一种独特的福音派教义相联系。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圣徒故事，其大部分内容经过文人的润色和社会学家的补充，它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对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认识在于错误地把新教道德原则和清教徒教规混为一谈。清教徒教义和“新英格兰思想”（New England Mind）在美国精神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中，美以美教派[22]和浸礼会（Methodism and Baptism）的特殊福音主义，以它的极端感情主义，狂热、热忱、激动、兴奋地信仰复兴运动，过分认罪、高压忏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浸礼和美以美教义是最受人喜爱的宗教信条，因为它是带有乡土气息的和拓荒者的宗教。在“美国人为何信仰一种狂热的唯灵论”一文中，托克维尔说：“在联邦各州，特别在人口稀少的偏远西部，巡游的传教士也许会遇到到处传播着上帝训示的人。全家人，无论老幼男女，远道跋涉，越过崎岖的山冈峻岭，穿过鲜有人迹的旷野，前去参加营地大会，听取他们的说教，夜以继日，全然忘却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1702243912
1702243913
浸礼会和美以美教会发展壮大了起来，而更“受人敬崇的”新教团体仍然停滞不前，这正是因为他们的传教士随着疆界的向前扩展而前进，并且它反映了拓荒者的精神。理查德•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23]说过：“在营地大会和政治集会中合乎逻辑的说教并没有用处，而‘激动人心的语言’才能引起热烈的反响。”
1702243914
1702243915
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精神提倡人人平等和反对唯智主义。它脱去圣衣和舍弃礼节，代之以传播福音和狂吟赞美诗。这种福音主义从西部宗教和经济捍卫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24]的道德主义中，从出自他的福音狂热的怀沃特•穆迪（Dwight Moody）[25]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城市信仰复兴运动中反映出来。福音主义教会要“改善”人，而自由主义者要改良制度。前者把禁酒立法和遵守安息日奉为最高原则。在他们看来，改良并不意味着相信福利立法，而是对那些已堕入罪恶深渊的人们进行救赎——罪是指酗酒、奸淫和赌博。
1702243916
1702243917
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主义有点儿乖戾病态：它被强加于文化和行为领域中——图书审查、攻击“不道德艺术”（immoral art），等等，以及私人习惯的领域；然而它很少去过问商业掠夺和政治腐败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教会大多保持了沉默。
1702243918
1702243919
这种道德化特性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特色加强了。很久以前，到美国去的旅行者注意到美国风俗习惯中的极端平等主义，并告诫说对平民而不是杰出人物的颂扬会产生“拉平”的后果：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同样好，那么他很容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另外的人更好。不幸的是，好与不好并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人应该单凭其出身作为地位的天生所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每个人与别人一样好。但民粹主义走得更远：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有发表意见的资格这一点被强烈地否定了。
1702243920
1702243921
民粹主义者给美国人的生活既打上了积极的烙印，也打上了消极的烙印。“人民有知情权”（right of the people to know）观念是言论自由、询问无限制、讨论无阻碍的基础。但在民粹主义背景下，执行不受任何限制，常常造成对隐私权的侵犯。“人民”有知情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和习惯，还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早期的“改革家”，自封的道德监护人，坚决以公共良好风气的名义对私人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利。后来，国会调查人员主张查询权不受立法目的的约束，而是成为“公共监督人”（public watchdog）过程中的固有方面。
1702243922
1702243923
如果民主的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不牵涉到社会管理的明确方面：倚仗“舆论”而不是法律监督人的行为，并对个人实施制裁，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对隐私权——和自由——产生损害都会更少些。法律，至少在过去，由于它受传统约束和它的强制性，抑制着变化，并且与人们的经验和需要格格不入。但是作为人类反对不公正行为而艰苦获得的遗产，法律设置了一套确认证据和定罪的严格程序和规则，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民族，美国人往往难以忍受法律的束缚，于是往往借助警察行动更快地实施惩罚，或利用舆论进行谴责。特别在小城镇，通过流言飞语和社会舆论而不是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对这种强求一致的做法，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一书中作过猛烈抨击。而抨击美国小城镇是20世纪社会批评和文学的主调。
1702243924
1702243925
尽管小城镇在美国文化上遭受了“挫折”（尽管在大众文化中出现了日益浓厚的好莱坞铜臭味），但是在政治上，小城镇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由于依靠小城镇占优势的立法，从党的利益出发划分选举区，造成了国会议员的比例失调；这些议员任期较长，资历较深，而国会的风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小城镇虚假的平等主义。只要世界经历能融入小城镇的认知之中，就是说，只要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化为小城镇的背景，那么政治和道德的两分法就会占优势。生意是生意，教会是教会，而政治是一种生意。但是随着国际意识形态的增长、市场机制的崩溃、经济决策的日益复杂化、底层集团的抬头，对决策的忧虑便变得势不可当。
1702243926
1702243927
美国对中国和蒋介石失败的政治态度也许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德尼•布罗根（Denis Brogan）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在极其乐观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一下子很难承受失败。这是对美国的无意识地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的辛辣讽刺，那种无所不能是美国力量的基础。因此，一旦蒋介石政权垮台了，便很容易——由国务院或由知识分子——把它归咎于背信弃义，而不是去承认如下复杂的原因：这牵涉到对于从1911年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体制的崩溃的理解，以及由于内战和外国侵略，中国无法创立一个能自行存在的政治体制。
1702243928
1702243929
在美国政治中，对背信弃义的痛斥和对阴谋诡计的谴责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其主要根源之一是政治民粹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对工业秩序心怀不满，它在那些象征金钱和信贷制度的人们中间找到了魔鬼。民粹主义是内战后从南部和西部贫困农民中兴起的。他们对铁路发起抗议运动，因为铁路随意操纵运输价格，不适当地加重了农民负担；他们也反对银行家，因为银行家紧缩银根信贷，提高利率，使得农民无钱买种子和付清抵押款。他们的冤屈是真实的，也往往是合法的，但是民粹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应该谴责的是制度，而非个人。然而，在政治上攻击一种制度是难以取胜的。佐治亚州的沃森（Tom Watson）是个很好的例子。1896年凭着民粹主义者选票竞选副总统的沃森是一位刺探丑闻的先锋。他的《沃森的杰斐逊周刊》对美国佃农的土地使用、信贷增长操纵制度和其他丑恶现象作了尖锐的分析。但在世纪之交，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分裂。有一大批人跟着布莱恩归顺了民主党，另一些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沃森对此更加怀恨在心。他攻击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最后又攻击犹太人，把犹太人和金钱权力等同。中西部民粹主义代言人伊格纳修斯•唐纳利（Zgnatius Donnelly）[26]在早些年写的畅销小说《恺撒塔》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不过，唐纳利把犹太人看做牺牲者，由于中世纪人对犹太人的排斥，借贷成为他们所能从事的少数行业之一。沃森把犹太人当作控制着世界秘密阴谋的活跃的间谍。沃森于1920年从佐治亚州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成为南方一批在野政治领袖如亚拉巴马州的托姆•赫夫林、密西西比州的西奥多•比尔布和佐治亚州的托尔马奇的代表人物，但在他逝世后，仍受到尤金•德布斯的吊唁，认为他一生为人民而斗争。
1702243930
1702243931
在民粹主义[27]的纠缠不清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们发现了另一些奇怪的传言，这些传言从表面看似乎是不正常的，但本质上代表着基于民粹主义性质的运作。莱姆克和奈伊来自生气勃勃的北达科他州的超党派联盟，这是一个独立的激进的农民团体，这个团体发现它本身不可能在两党制度之外运作，便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北达科他州的进步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社会立法和改革先锋之一：公共权力、反禁令法律、童工条例，等等。奈伊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了著名的武器制造商业的调查，使历史学家感到伤心的是，调查过于简单地把战争和“做死亡生意的商人”渴求利润一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上一页 ]
[ :1.7022438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