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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奇特的混合体，如佩带着“上帝和基甸的剑”，不能用适宜于美国政治的传统术语来解释，那么还能用什么解释呢？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身份政治学”，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在讨论古老贵族阶级的身份焦虑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讨论新富豪的身份恐惧中，都应用了这一概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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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学概念的中心思想是，财富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集团往往与地位正在没落的集团处于同样的政治忧虑和政治焦虑之中。许多观察家注意到，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集团比过去更狂热地企图将他们过去所代表的社会的陈旧价值观念强加于所有的集团。李普塞特论证道：正在崛起的集团，为了使自己站稳脚跟，可能会坚持相似的做法。这种崛起发生在繁荣时期，在此时，阶级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丧失了力量。霍夫斯达特进一步论证道：在美国政治历史上，经济问题只是在萧条时期才占有重要位置，而在繁荣时期，便产生了“身份”问题。但这些问题通常具有“爱国”的特征，它们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难以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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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力量，由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是很不稳定的。麦卡锡本人，凭着其政治地位的逻辑，和他个人的品性，必然会走向极端，最终以向艾森豪威尔挑战收场。这是麦卡锡的一次大赌博，结果他输了，因为共和党少数派向共和党总统挑战只能造成党的分裂。面对这一威胁，共和党人团结在艾森豪威尔的周围，麦卡锡本人则被孤立了起来。就这一方面而言，这些事件证实了1952年利普曼和艾尔索普兄弟论断的真实性，他们断定只有共和党总统才能为“公平施政”（fair deal）所创议和坚持的外交内政政策保证必要的连续性。一位民主党总统可能使政党两极化，并且给共和党极端分子以发动攻击的借口；而温和的共和党政府可以对极端右翼分子起着缓冲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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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停战后国际紧张关系的趋于缓和证实了麦卡锡的失败。但在理解麦卡锡时不能忽视站在他背后的人以及由那些集团带来的改变了的政治气氛。他是催化剂，不是炸药，而这些势力依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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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生活中改变了的政治特性产生了一些后果，最令人关注的是把“道德问题”（moral issues）大规模地引入政治辩论之中。这几乎完全是一个新现象。在整个历史上，美国人在政治妥协与道德极端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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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政治的这种被挽回的体面在于各种集团都得到了容忍，“施政”制度成为宽容的实用主义哲学原则的翻版。但是在风俗、习惯、道德、行为问题上——特别在小城镇的上述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清教徒式严酷的残暴，其程度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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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主义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马克斯•舍勒对它的概括倒是很正确。舍勒认为，道德义愤是一种抑制着的嫉妒的伪装表现形式和中产阶级心理的特殊事实。在贵族阶级文化中，由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并且追求享乐及审美主义，人们在其习性中很难发现道德义愤的一面。有些天主教文化，其处事方式很世俗化，对人类弱点也能容忍，它们不以惊恐的态度来看待赌博、酗酒甚至放纵的性行为；它们的不赞同态度为原罪的不可避免性所缓和，人要在彼岸世界而非现世得到拯救；偷盗毕竟是一种可宽恕的耻辱，但骄傲是致命的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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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宗教放弃了对来世的假定，而关注现世问题，道德义愤——和道德主义——则是那些宗教的特点。在新教教义中，这一替代使宗教的虔诚让位于道德主义，神学让位于伦理学。受人尊敬代表着“道德”进步，约束性监督，亦即“以道德来约束”，一直是美国新教教会关心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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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主义本身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与一种独特的福音派教义相联系。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圣徒故事，其大部分内容经过文人的润色和社会学家的补充，它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对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认识在于错误地把新教道德原则和清教徒教规混为一谈。清教徒教义和“新英格兰思想”（New England Mind）在美国精神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中，美以美教派[22]和浸礼会（Methodism and Baptism）的特殊福音主义，以它的极端感情主义，狂热、热忱、激动、兴奋地信仰复兴运动，过分认罪、高压忏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浸礼和美以美教义是最受人喜爱的宗教信条，因为它是带有乡土气息的和拓荒者的宗教。在“美国人为何信仰一种狂热的唯灵论”一文中，托克维尔说：“在联邦各州，特别在人口稀少的偏远西部，巡游的传教士也许会遇到到处传播着上帝训示的人。全家人，无论老幼男女，远道跋涉，越过崎岖的山冈峻岭，穿过鲜有人迹的旷野，前去参加营地大会，听取他们的说教，夜以继日，全然忘却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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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礼会和美以美教会发展壮大了起来，而更“受人敬崇的”新教团体仍然停滞不前，这正是因为他们的传教士随着疆界的向前扩展而前进，并且它反映了拓荒者的精神。理查德•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23]说过：“在营地大会和政治集会中合乎逻辑的说教并没有用处，而‘激动人心的语言’才能引起热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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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精神提倡人人平等和反对唯智主义。它脱去圣衣和舍弃礼节，代之以传播福音和狂吟赞美诗。这种福音主义从西部宗教和经济捍卫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24]的道德主义中，从出自他的福音狂热的怀沃特•穆迪（Dwight Moody）[25]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城市信仰复兴运动中反映出来。福音主义教会要“改善”人，而自由主义者要改良制度。前者把禁酒立法和遵守安息日奉为最高原则。在他们看来，改良并不意味着相信福利立法，而是对那些已堕入罪恶深渊的人们进行救赎——罪是指酗酒、奸淫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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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主义有点儿乖戾病态：它被强加于文化和行为领域中——图书审查、攻击“不道德艺术”（immoral art），等等，以及私人习惯的领域；然而它很少去过问商业掠夺和政治腐败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教会大多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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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化特性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特色加强了。很久以前，到美国去的旅行者注意到美国风俗习惯中的极端平等主义，并告诫说对平民而不是杰出人物的颂扬会产生“拉平”的后果：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同样好，那么他很容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另外的人更好。不幸的是，好与不好并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人应该单凭其出身作为地位的天生所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每个人与别人一样好。但民粹主义走得更远：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有发表意见的资格这一点被强烈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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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给美国人的生活既打上了积极的烙印，也打上了消极的烙印。“人民有知情权”（right of the people to know）观念是言论自由、询问无限制、讨论无阻碍的基础。但在民粹主义背景下，执行不受任何限制，常常造成对隐私权的侵犯。“人民”有知情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和习惯，还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早期的“改革家”，自封的道德监护人，坚决以公共良好风气的名义对私人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利。后来，国会调查人员主张查询权不受立法目的的约束，而是成为“公共监督人”（public watchdog）过程中的固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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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的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不牵涉到社会管理的明确方面：倚仗“舆论”而不是法律监督人的行为，并对个人实施制裁，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对隐私权——和自由——产生损害都会更少些。法律，至少在过去，由于它受传统约束和它的强制性，抑制着变化，并且与人们的经验和需要格格不入。但是作为人类反对不公正行为而艰苦获得的遗产，法律设置了一套确认证据和定罪的严格程序和规则，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民族，美国人往往难以忍受法律的束缚，于是往往借助警察行动更快地实施惩罚，或利用舆论进行谴责。特别在小城镇，通过流言飞语和社会舆论而不是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对这种强求一致的做法，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一书中作过猛烈抨击。而抨击美国小城镇是20世纪社会批评和文学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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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城镇在美国文化上遭受了“挫折”（尽管在大众文化中出现了日益浓厚的好莱坞铜臭味），但是在政治上，小城镇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由于依靠小城镇占优势的立法，从党的利益出发划分选举区，造成了国会议员的比例失调；这些议员任期较长，资历较深，而国会的风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小城镇虚假的平等主义。只要世界经历能融入小城镇的认知之中，就是说，只要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化为小城镇的背景，那么政治和道德的两分法就会占优势。生意是生意，教会是教会，而政治是一种生意。但是随着国际意识形态的增长、市场机制的崩溃、经济决策的日益复杂化、底层集团的抬头，对决策的忧虑便变得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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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和蒋介石失败的政治态度也许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德尼•布罗根（Denis Brogan）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在极其乐观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一下子很难承受失败。这是对美国的无意识地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的辛辣讽刺，那种无所不能是美国力量的基础。因此，一旦蒋介石政权垮台了，便很容易——由国务院或由知识分子——把它归咎于背信弃义，而不是去承认如下复杂的原因：这牵涉到对于从1911年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体制的崩溃的理解，以及由于内战和外国侵略，中国无法创立一个能自行存在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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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中，对背信弃义的痛斥和对阴谋诡计的谴责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其主要根源之一是政治民粹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对工业秩序心怀不满，它在那些象征金钱和信贷制度的人们中间找到了魔鬼。民粹主义是内战后从南部和西部贫困农民中兴起的。他们对铁路发起抗议运动，因为铁路随意操纵运输价格，不适当地加重了农民负担；他们也反对银行家，因为银行家紧缩银根信贷，提高利率，使得农民无钱买种子和付清抵押款。他们的冤屈是真实的，也往往是合法的，但是民粹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应该谴责的是制度，而非个人。然而，在政治上攻击一种制度是难以取胜的。佐治亚州的沃森（Tom Watson）是个很好的例子。1896年凭着民粹主义者选票竞选副总统的沃森是一位刺探丑闻的先锋。他的《沃森的杰斐逊周刊》对美国佃农的土地使用、信贷增长操纵制度和其他丑恶现象作了尖锐的分析。但在世纪之交，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分裂。有一大批人跟着布莱恩归顺了民主党，另一些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沃森对此更加怀恨在心。他攻击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最后又攻击犹太人，把犹太人和金钱权力等同。中西部民粹主义代言人伊格纳修斯•唐纳利（Zgnatius Donnelly）[26]在早些年写的畅销小说《恺撒塔》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不过，唐纳利把犹太人看做牺牲者，由于中世纪人对犹太人的排斥，借贷成为他们所能从事的少数行业之一。沃森把犹太人当作控制着世界秘密阴谋的活跃的间谍。沃森于1920年从佐治亚州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成为南方一批在野政治领袖如亚拉巴马州的托姆•赫夫林、密西西比州的西奥多•比尔布和佐治亚州的托尔马奇的代表人物，但在他逝世后，仍受到尤金•德布斯的吊唁，认为他一生为人民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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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粹主义[27]的纠缠不清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们发现了另一些奇怪的传言，这些传言从表面看似乎是不正常的，但本质上代表着基于民粹主义性质的运作。莱姆克和奈伊来自生气勃勃的北达科他州的超党派联盟，这是一个独立的激进的农民团体，这个团体发现它本身不可能在两党制度之外运作，便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北达科他州的进步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社会立法和改革先锋之一：公共权力、反禁令法律、童工条例，等等。奈伊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了著名的武器制造商业的调查，使历史学家感到伤心的是，调查过于简单地把战争和“做死亡生意的商人”渴求利润一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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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把一切都极度简单化了”。一切政治都是阴谋，居于这张网中心的是“国际银行家”和“兑换商”。这样，当30年代末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对作为推崇民粹主义精神之根源的银行家的怀疑集中在犹太人身上，并且有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年老的莱姆克在1940年依靠考夫林神父和他的社会公正组织的公开的反犹太人选票竞选美国总统。（竞选副总统的是弗兰西斯•汤森［Francis Townsend］博士，他的背时的计划是一个增加货币流通的策略，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广播传道而闻名全国的考夫林神父一开始就是以货币改革家著称的，有“银查理”的诨号。）这些多少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往事仍构成了近来许多事件的背景，而其他的各种力量也在发挥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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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定的社会总是令人焦虑的，而这一点没有比美国更加名副其实的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地位不是固定的，人们无法根据出身、服饰、语言或仪表来认识或立即认出某人，对身份的确认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某人身份的威胁激起了他的忧虑。在美国黑人问题调查过程中，贡纳尔•默达尔指出，最强烈的阶级对立存在于“相邻的”阶级之间，而不是存在于最高层阶级与最底层阶级之间。因此，在南方，对黑人的最深刻的情绪不满来自贫穷的白人，特别是来自那些过去曾经贫苦而现在已经飞黄腾达的白人，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与低于他们的人拉开距离。正如一个人可以成为比国王更激进的保皇派一样，一个人也可能比殖民地家族更守旧，而在族群中，他会比较古老家族的人更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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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达尔在南方看到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在美国移民生活方式中具有同样的特点。当每波移民潮涌来的时候，他们集合在一起以敌视和恐怖的心态对待下一波移民。在19世纪，这种排外的紧张情绪是美国生活中最深沉的主流之一。在内战前，罗马天主教徒是主要目标。1820年在波士顿有过骚乱、滥用私刑和焚烧修道院的事件发生。1832年，反天主教运动受到《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煽动。这本书的作者是萨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在通俗教科书中，人们只承认他是一位重要的肖像画家和电报发明人。由于害怕在梅特涅的欧洲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莫尔斯成立了反天主教联合会，与教会作斗争。在骚乱中诞生了一个新政党——美国土著党，该党企图排斥所有的外国人，在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前，把其归化期限延长到20年。这种本土情绪导致在1843年选举詹姆斯•哈帕尔（James Harper）担任纽约市市长，并且部分地对1856年选举菲尔莫尔担任总统负有责任。菲尔莫尔1850年因泰勒总统亡故接任总统，1856年靠那些不知情选票再度当选总统。反天主教的骚动因内战转入地下，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东部，天主教的政治势力在芝加哥、泽西市、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兴起。在中西部，在经历美国护国协会和原教旨主义新教教会的骚动之后，它仍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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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后几十年中，当新兴社会阶级兴起并开始产生地位差异的时候，以宗教派别歧视为开端的事件转变成为社会地位差别的事件。汉德林指出，在繁荣和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许多已经发了财的人，甚至一些发了小财的人，觉得自己是在复杂忧虑的重负下工作着的。他知道成功从本质上讲转瞬即逝。财富终究是身外之物，迟早是要失去的。在这一代赚得的东西到下一代就消失了。这样的人不仅希望保持他已经取得的东西，还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容许他享受他占有的财富；他企图依靠他的家族把财富延续下去。……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建立独占区的企图，从而把优惠集团区别开来，防止他们与外界过多的接触。仿效英国的模式，努力营造一个‘高尚社会’（high society），那个社会有自己的礼规和习俗，在合适的地区有合适的住宅，有专门的俱乐部和娱乐媒体，所有这些将有利于区分和保持幸运家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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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区分的过程大多与19世纪90年代的财富有关。在更近的年代里存在着一个族群兴起的问题，他们寻求承认在美国生活中的新地位。但老式的区别手段已经消失了，因为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有的集团能够很容易取得外表上的身份标志，抹去了可见的外形区别。因此，新兴的族群大多通过政治手段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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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外交政策作为主要政治问题出现了，因为美国这种改变了的政治性质，道德主义、民粹主义、崇美主义和身份焦虑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几乎完全是国内的，那10年的尖锐政治矛盾是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并且是根据利益集团作出划分的。就是否参战问题的辩论，虽然非常激烈，但也极其短暂。在战争年代里，国家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随着战后苏联的出现，随着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旧的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中国和东南亚共产主义力量的崛起，再加上朝鲜战争，从1930年至1941年间因珍珠港事件突然中断的战争辩论又恢复了起来，虽然它只是纸上谈兵。指控民主党叛国的企图、布利克和诺兰德的新国家主义、麦卡锡的轻率行动，从极端意义上讲代表着那第一次辩论的诸多方面。这样，新的争论不再代表旧的利益集团或内部权力的划分，而是代表着旧的挫折和忧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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