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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定的社会总是令人焦虑的，而这一点没有比美国更加名副其实的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地位不是固定的，人们无法根据出身、服饰、语言或仪表来认识或立即认出某人，对身份的确认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某人身份的威胁激起了他的忧虑。在美国黑人问题调查过程中，贡纳尔•默达尔指出，最强烈的阶级对立存在于“相邻的”阶级之间，而不是存在于最高层阶级与最底层阶级之间。因此，在南方，对黑人的最深刻的情绪不满来自贫穷的白人，特别是来自那些过去曾经贫苦而现在已经飞黄腾达的白人，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与低于他们的人拉开距离。正如一个人可以成为比国王更激进的保皇派一样，一个人也可能比殖民地家族更守旧，而在族群中，他会比较古老家族的人更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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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达尔在南方看到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在美国移民生活方式中具有同样的特点。当每波移民潮涌来的时候，他们集合在一起以敌视和恐怖的心态对待下一波移民。在19世纪，这种排外的紧张情绪是美国生活中最深沉的主流之一。在内战前，罗马天主教徒是主要目标。1820年在波士顿有过骚乱、滥用私刑和焚烧修道院的事件发生。1832年，反天主教运动受到《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煽动。这本书的作者是萨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在通俗教科书中，人们只承认他是一位重要的肖像画家和电报发明人。由于害怕在梅特涅的欧洲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莫尔斯成立了反天主教联合会，与教会作斗争。在骚乱中诞生了一个新政党——美国土著党，该党企图排斥所有的外国人，在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前，把其归化期限延长到20年。这种本土情绪导致在1843年选举詹姆斯•哈帕尔（James Harper）担任纽约市市长，并且部分地对1856年选举菲尔莫尔担任总统负有责任。菲尔莫尔1850年因泰勒总统亡故接任总统，1856年靠那些不知情选票再度当选总统。反天主教的骚动因内战转入地下，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东部，天主教的政治势力在芝加哥、泽西市、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兴起。在中西部，在经历美国护国协会和原教旨主义新教教会的骚动之后，它仍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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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后几十年中，当新兴社会阶级兴起并开始产生地位差异的时候，以宗教派别歧视为开端的事件转变成为社会地位差别的事件。汉德林指出，在繁荣和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许多已经发了财的人，甚至一些发了小财的人，觉得自己是在复杂忧虑的重负下工作着的。他知道成功从本质上讲转瞬即逝。财富终究是身外之物，迟早是要失去的。在这一代赚得的东西到下一代就消失了。这样的人不仅希望保持他已经取得的东西，还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容许他享受他占有的财富；他企图依靠他的家族把财富延续下去。……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建立独占区的企图，从而把优惠集团区别开来，防止他们与外界过多的接触。仿效英国的模式，努力营造一个‘高尚社会’（high society），那个社会有自己的礼规和习俗，在合适的地区有合适的住宅，有专门的俱乐部和娱乐媒体，所有这些将有利于区分和保持幸运家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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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区分的过程大多与19世纪90年代的财富有关。在更近的年代里存在着一个族群兴起的问题，他们寻求承认在美国生活中的新地位。但老式的区别手段已经消失了，因为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有的集团能够很容易取得外表上的身份标志，抹去了可见的外形区别。因此，新兴的族群大多通过政治手段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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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外交政策作为主要政治问题出现了，因为美国这种改变了的政治性质，道德主义、民粹主义、崇美主义和身份焦虑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几乎完全是国内的，那10年的尖锐政治矛盾是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并且是根据利益集团作出划分的。就是否参战问题的辩论，虽然非常激烈，但也极其短暂。在战争年代里，国家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随着战后苏联的出现，随着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旧的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中国和东南亚共产主义力量的崛起，再加上朝鲜战争，从1930年至1941年间因珍珠港事件突然中断的战争辩论又恢复了起来，虽然它只是纸上谈兵。指控民主党叛国的企图、布利克和诺兰德的新国家主义、麦卡锡的轻率行动，从极端意义上讲代表着那第一次辩论的诸多方面。这样，新的争论不再代表旧的利益集团或内部权力的划分，而是代表着旧的挫折和忧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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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变化，任何“象征”都比不上艾奇逊这一角色所具有的代表性。在实行新政早期，作为一名年轻律师，艾奇逊辞去了财政部长助理的职务，以反对金元“本位”，并告别了各种传统的做法；艾奇逊于是成为保守派反对新政的代表人物之一。15年后，他摇身一变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成为“公平施政”的“激进主义”政策的象征。当然，在那些称呼中，任何一个概念化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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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政治舞台突出外交政策，这一事实使得道德主义的调子显露了出来。美国政治的特色之一是，尽管国内问题用醒目的、实际的术语来进行辩论，并且以妥协告终，但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却常常使用道德术语。也许，正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的这一性质迫使我们不断地采用道德姿态来对待世界其余地区；也许，正是远离了利益冲突的真正中心才使得我们利用虔诚的信仰，而不是去直接面对现实。但因为外交政策通常被限制在道德话语而非实用话语的框架之内，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辩论集中在道德观念上。并且，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这个单一事实是，以美国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规模，意识形态问题被等同于道德问题，并且以强烈的道德狂热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攻击，而那种攻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被等同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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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本身反映了美国生活的异乎寻常的变化。尽管我们对私人道德抱着日益宽容的态度，但是我们对公共生活却变得更加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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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意识形态化”从美国生活中的另一独立倾向中得到了加强，即所谓的“象征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是刚开始形成的实体，一般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名称如“劳工”、“商务”、“农民”等来标榜自己的集团。这些实体有一致的哲学、确定的目标，它们代表着一些明确的势力。这种倾向有多种起因，但最大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经济决策的性质变化和舆论形成的方式变化。事实上，主要的经济决策已经集中在华盛顿狭小的圈子内，而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市场，它们领导着像全美制造商协会、农业局、美国劳工联合会之类组织为“劳工”、“商人”和“农民”说话。与此同时，人们对舆论日益敏感，那种敏感通过利用民意测验而得到了强化。在民意测验中，“公民”（而非具有特殊利益的特殊个体）被询问：“商人”、“劳工”或“农民”应该做什么。实际上，这些集团被迫超出其正常行为地采纳某个独特的同一性和更大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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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治辩论离开了特殊的利益冲突，转到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问题原本可以确定下来并可能得到妥协解决，而现在那些冲突使各种集团趋向极端，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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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具体争议转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倾向，赋予它们以道德色彩和高度情感色彩的倾向，将导致只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冲突。李普曼在多年以前曾经写道：“假如一个因‘原则’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国家，其中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而别人是漆黑一团的，那么那个国家将难以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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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一直存在着实用主义的妥协，而非一系列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是美国值得称赞的事。人们终究会推崇西奥多•罗斯福的“实务政治”（practical politics）以及他对不妥协者的蔑视，像哥德金和维拉德拒绝与眼前利益妥协，他们便无法完成各项改革。如威尔逊描述罗斯福的态度那样，政治“是使自己适应各种人和情况的事，是人们只有在接受游戏规则并承认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取胜的游戏，而不是人们务必以其纯洁无瑕的标准摧毁敌人的道德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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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意味着合法集团之间的磋商和寻求一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它把法律和道德区分了开来。两者应该分开的思想常常会带来一阵冲击波。在被“两把剑”学说统治的旧天主教社会里，国家成为教会的世俗武器，在市民生活中强迫推行教会的道德教条。这在政治理论上，如不是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因为社会是同质的，每个人都接受了相同的宗教价值观。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而发生的宗教战争证明，一个多元的社会只有在尊重宽容原则的条件下才能生存。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新教，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利用国家把其道德观念强加给人民。正如《政党》党派说的那样，“市民社会不会由于良心的缘故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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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社会的这些理论基础已经由康德（Kant）完成。康德把合法性和道德性（legality and morality）区分了开来。他把前者规定为“游戏规则”，法律处理诉讼的而非实质的问题。后者首先是国家无法干预的良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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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触及了美国民主的根基。在麦迪逊看来，扎根于自由之中的派系斗争（或利益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共和政体的作用在于保护派系的起因，即自由和“人的天赋差异”，因为“自由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人，非正统的，异质的，急躁的（爱争吵的）人是派系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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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派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便只能去应付它的影响，而无法抹去它的起因。当然，如在联邦制度中那样，一个办法是分割政府的权力，这样，没有一个派系能够轻易地垄断权力。但是麦迪逊知道这还不够。代议制政府可以减少对自由的威胁，如他所说，在这种广泛的共和中，更多数量的利益集团将“减少私有权利的不可靠性”。但是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代议制政府必须意味着代表所有的利益集团，“因为被拒斥的利益集团总是存在着被人忽视的危险”。如卡尔霍恩说的那样，被人忽视构成了对市民秩序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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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深刻的原因：通过包括一切代表的利益，人们才能使得真正保证继续进步的“影响力的对抗”具有活力，这是保证“协同一致的多数”的唯一办法。如卡尔霍恩所说的那样，这个办法为抵制专制的“大众”多数提供了坚实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代议制政府，人们才能取得一致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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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者的“利益”是合法的利益，是类似于社会中其他集团利益的一个利益，或者说，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是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密谋团体，而不是一个合法的异见团体，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是民主社会的威胁。基于“明显的和当前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标准，民主社会不得不一再地起来反对那个密谋集团。但这些是应该由法律去给予解决的问题。利用共产主义问题作为政治棍棒打击其他党派或集团的倾向，把法律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因此把由法院和法律当局处理的事务转移给私人来处理）的倾向，只能制造自由社会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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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国170年以来，美国民主只有在内战中被破坏过一次。自那时起，我们已经吸取教训，不作任何限制地把“被排斥的利益集团”（excluded interests）、工人和小农包括了进来。在美国政治平衡中，保证他们的合法地位。并且，在早年新政中几乎导致社会分裂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缓和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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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兴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造成的新的分化产生了新的威胁。麦卡锡主义的积怨是其丑恶的过分表现之一。不过，美国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曾经有能力主导过它。并且毫无疑问，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有能力减弱这些分化。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些焦虑是我们为那种开放性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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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背党：1984年成立于印第安纳波利斯，旨在要求扩大纸币发行量，实行通货膨胀，取消硬币支付（以现款结算债务），以便农民能用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和抵押贷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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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尔德（1874—1948）：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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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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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亨利•克莱（1777—1852）：美国参众两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与演说家之一，辉格党创立者和领导人，美国经济现代化倡导者，曾任美国国务卿，五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尽管均告失败，但因善于调解冲突的两方，数次解决南北方关于奴隶制的矛盾维护了联邦稳定而被称为“伟大的调解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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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美国第9任总统，军事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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