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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杰出实业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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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奥瑟•N.呼尔康（1884—1977）：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培养了约翰•肯尼迪、基辛格等美国政治家，著有《美国州政府》、《中国革命的精神》、《新党政治》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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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22—2006）：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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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52年，麦卡锡主义达到巅峰那一年，共产党人控制略多于5%的美国劳工成员，而在1944年，它对劳工成员的最高控制曾经达到20%。——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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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些法案有，责令总检察院确定地下组织名单，那份名单最初是作为安全风险的一个指南被抄录下来的，属于黑名单上的这些组织的个体不仅无法获得各种政府工作，而且无法获得各种护照和非政府工作；个体甚至不能与原告对质的一项不公正的忠实计划；按照史密斯条款对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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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惠特克•钱伯斯（1901—1961）：美国作家、记者，著有《见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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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艾伦•纳姆•梅（1911—2003）：英国物理学家，苏联间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苏联提供英美原子研究情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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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休伊•朗（1893—1935）：美国政治家，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因在大萧条时期提出“分享财富”计划而闻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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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由霍夫斯达特和李普塞特写的论文，还有由塔尔科特•帕森斯、大卫•利兹曼、纳森•格拉泽和彼得•维利克等人写的其他论文，各自阐明了“身份政治学”这个概念。这些论文发表在由丹尼尔•贝尔主编的文论集《新美国人权利》（纽约，1955年）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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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以美教派，又译“卫理公教派”或“卫理公会”、“循道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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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理查德•尼布尔（1894—1962）：美国现实主义神学家，著有《基督与文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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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1925）：美国政治家，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1896年7月8日因发表演讲“黄金十字架”而出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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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怀沃特•穆迪（1837—1899）：美国平信徒布道家，1889年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创办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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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伊格纳修斯•唐纳利（1831—1901）：美国畅销书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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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关于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关系的一个论证，请参阅我的论文“美国犹太人仇恨的根源”，载于《犹太人前沿》1944年6月；以及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著作《改革的时代》（纽约，1957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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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二部分 美国：生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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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社会流动的奇特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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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警察局公开为纽约卖淫业提供保护，教士查尔斯•帕克霍斯特（Charles Parkhurst）[1]博士在震惊之余呼吁进行国家调查。在接下来的莱克斯夫调查中，带着一股闯劲的年轻人威廉•特拉夫斯•杰罗姆（William Travers Jerome）[2]筹划了一系列引起轰动的公开听证会。他缠住被称为“交际家”（Clubber）的警察局第一检察官威廉斯（Williams）不放，要求他就远远超过其工资收入的财产来源作出解释；这位“交际家”煞有介事地解释说，这是他“在日本”做房产生意时赚的钱。人高马大的警察局副巡官斯密特伯格（Schmittberger），这位纽约市娱乐区（包括集中在百老汇的一大片旅馆、剧院、饭店、健身房和沙龙）的保护费收款人，详细交代了保护费在警察局的瓜分方式。于是，非法团伙、警察、政府官员、商人纷纷被传唤出庭，在腐败和罪恶簿上记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这些劣迹败露的结果导致了改革。于是，性格坚毅的商人威廉•L.斯特朗（William L.Strong）[3]被选为市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4]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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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前几次改革一样，这次改革也半途而废了。诸如此类的丑闻仍然一再地发生着。30年前纽约的西伯里调查揪出了一位大人物和他的33个手下：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在市长任期内被罢免，由菲厄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接替。托马斯•杜威（Tom Dewey）在担任地区律师期间揭穿了一桩产业诈骗案，把路奇•卢西亚诺（Lucky Luciano）送入了监狱，而他自己则当上了奥尔巴尼总督。后来这些改革成果又被贪污这永不满足的大嘴所吞噬，一直到1950年基弗维尔（Kefauver）和他的委员会顾问鲁道夫•哈勒（Rudolph Halley）才给它带来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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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呢？很显然，“好人”或“坏人”这种简单的道德区分虽然是这场改革的深层基础，然而这种区分同美国社会有组织犯罪行为没有多大联系。那么，有关系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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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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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和解与道德极端主义方面，美国人具有特殊的天分。那些最无耻的政治交易和“欺诈”总是被人粉饰成天经地义的东西。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曾试图公开抑制人的欲望并把它们通通斥之为非法，也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在这方面遭受过如此显著的失败。从一开始，美国就既是崇尚“随心所欲”行事的边缘社会，又是受清教徒规则制约的推崇公正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城市和小城镇的道德规范就开始出现了分裂。由于广大的城市社会鼓励卖淫、贩卖私酒和赌博，所得收入滋长着犯罪，于是犯罪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发展了起来。中产阶级的新教徒千方百计地试图用一种与任何文明社会都不相匹配的强硬手段来加以压制卖淫、贩卖私酒和赌博。天主教文化则很少对此加以限制，也很少有人从此类荒淫无度中遭受过痛苦。甚至在向以信仰呆板而拘谨的国教著称的英国，卖淫也是皮卡迪利大街夜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赌博业则是其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产业之一。然而在美国，强制执行公众道德的现象早已成为其历史上的持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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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如下归纳也许有点儿道理：道德愤慨是中产阶级心理的独特现象，它代表着受压抑的嫉妒的一种伪装形式。在美国人膨胀起来的好胜心中，以及在犯罪的社会特性中，也许蕴藏着更大的实情。从许多方面看，犯罪是科尼岛的一面镜子。它讽刺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美国工商界的弱肉强食特性，尤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反映在“商业运作”模式中，带有粗俗的流氓习性。这些人大多来自新的移民家族，他们照着《衣衫褴褛的狄克》的作者哈罗蒂•阿杰尔（Harotio Alger）的要求，一直保持着领先。在较古老的新教传统中，对财富的深切渴望，譬如像大卫•德鲁（David Drew）家族那样，已经被一股强烈的道德热情合理化了。但是，流氓无法做到像那些残忍的商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教堂过安息日，表现出形式上的顺从。而且在那些在城市丛林中狩猎的年轻的罪犯看来，美国的英雄不是那些投机取巧的商人，而是那些“持枪者”，他们才是英雄。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写道：“商业繁荣可以使英雄美德丧失殆尽。”美国人是“猎手、牛仔、拓荒者、士兵和海军英雄”，但是在拥挤的贫民窟里，他只是个“非法团伙分子”。他是一个持枪者。他通过个人能力得到原先被等级社会的复杂规定所拒绝给他的东西。于是，同法律的斗争也就演变为一场绝妙的道德游戏：帮会代表了我们的非法愿望，检察官代表了终极的公正和法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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