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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控制着赛马新闻服务系统的库兹克—阿克多帮开始攻击大陆印刷服务公司。在洛杉矶，负责这一地区大陆印刷服务公司业务的销售代理人被一群替米奇•科恩（Mickey Cohen）和乔伊•西卡（Joe Sica）卖命的无赖打了一顿。而且突然出现了一家新的具有竞争力的全国性赛马情报服务公司，它以超美出版公司之名而为众人所知，这家公司的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些非法团伙头目和布格赛•席格尔（Bugsy Siegel）提供，后者当时垄断着拉斯维加斯的赌注登记所和赛马信息服务业。许多赌注登记所脱离了大陆印刷服务公司，而从这家新公司获取信息，但也有很多人跟两方都有交易。不过，到年底时，卡普尼帮的网线损失了大约20万美元。拉更感到暴力事件就要发生，于是他找到了库克法院的负责人，说他的生命正受到对手威胁。拉更很了解他的竞争对手。在1946年6月，他被人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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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卡普尼帮放弃了超美出版公司，并且获得了大陆印刷服务公司的一个“份额”。通过对全国范围的赛马网线垄断的重新控制，卡普尼帮开始强行进入由所谓的S&G辛迪加控制的利润丰厚的迈阿密赌博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S&G辛迪加对赌注登记所的垄断达到了如此完美的程度，以至于当纽约赌徒弗朗克•艾里克逊（Frank Erickson）在豪华的罗尼宫旅馆用45000美元买了一张为期三个月的赛马登记凭证之后，便招致当地警察大张旗鼓地搜查了这家旅馆；第二年，罗尼宫再次利用了地方优势。不过卡普尼帮变得更加强大。他们要求染指迈阿密赌注登记行业。当遭到拒绝之后，他们便开始组织一个自己的辛迪加，说服了一些设在大旅馆的登记所加入他们的组织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华伦的犯罪调查员露面了，因为当年芝加哥“狗道”经纪人的一位朋友曾为华伦竞选州长捐资10万美元。调查员开始突击搜查那些隶属于S&G公司的赌注登记所。于是，S&G公司，这家从大陆印刷服务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购买赛马信息的公司发现它的服务忽然中断了。有几天这家辛迪加试图从新奥尔良秘密获取情报，而现在它发现自己的业务一下子跌入了低谷。经过10天的追查之后，5个S&G合伙人发现他们有了第6个合伙人，后者通过一笔总额为2万美元的象征性“投资”，进入了这家年总投资额为2600万美元的迈阿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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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与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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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人认为赌博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内心里认为它并不是邪恶的——甚至教会也从游戏机和博彩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因此，美国人赌博，赌博业便兴盛了起来。与这种趋势相反，在基弗维尔调查中的参议员维里（Wiley）所表现出来的愤慨和参议员托比（Tobey）所表现出来的过激言辞是颇出乎人们意料的。不过，也许正是这种令人震惊的语调使基弗维尔委员会的活动具有振奋人心的性质。正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有几位参议员似乎不了解实情。托比参议员具有一种旧英格兰清教徒的良知，它对实业化的美国产生了冲击。那种良知曾经造就了这个世界，但是它从来没有了解这个世界。这是传统道德的愤慨，是对公共生活中犬儒主义盛行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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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道德愤慨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事实有着明确的分辨能力。例如，在整个基弗维尔听证会上，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先入之见：所有参与赌博的人都是非法团伙分子。对于芝加哥的阿卡多—库兹克帮来说，这是真的。在过去，那个帮曾经与许多敲诈事件有染。但是，对于美国的大多数赌徒来说，这种说法是不大真实的。其中的大多数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以为他们满足了美国人对于赌博的基本渴望，因此与贩卖私酒者相比，他们并没有因为赌博而产生更多的愧疚感。毕竟，同凯伦德尔斯（Kriendlers）经营的二十一俱乐部一样，谢尔曼•比林斯利（Sherman Billingsley）演艺公司是从经营一家非法酒吧起家的。今天的斯多克俱乐部和以前的杰克俱乐部和查尔斯俱乐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夜间娱乐和餐饮场所（斯多克俱乐部的一位支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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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迈阿密的S&G辛迪加（分别由哈罗德•萨尔维、朱里士•勒维特、查尔斯•弗雷德曼、萨姆•科恩和爱德华［艾迪•路基］•罗森鲍姆领导），它只是大约200家赌注登记所的联营者。它处理着各种“担保业务”，像银行家为客户提供紧急信贷那样，为赌徒们的下注提供现款。简言之，其作用类似于在纺织业中的大型代理公司或者在汽车工业中的信用公司。不过，对于基弗维尔来说，S&G的人“都是一些狡猾又傲慢的家伙……例如，萨尔维是一个老资格的赌注登记经纪人。他告诉我们，在20年时间里，除了经营赌注登记所和给下注者提供信贷以外，他没干过任何别的事情”。经过委员会的宣传，由于刚成立的迈阿密警察局未受黑社会污染，S&G辛迪加逐渐衰落。这时，如这家公司的律师告诉基弗维尔的那样，这是因为“小伙子们”已经厌烦了被人说成是“世上最糟糕的坏蛋”。科恩承认：“这是真的，他们曾是法律的违反者。”但是他们除了赌博以外并没有干别的坏事，他们也“不想与世界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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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关注的是詹姆斯•J.卡罗尔（James J.Carroll）的观点。卡罗尔是圣路易斯“赌注委员会成员”。多年来，在有关肯塔基•迪尔比秋季赌博和棒球比赛的美国体育文献中，他的观点被人广为引用。维利参议员讲起话来就像加缪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中的起诉人那样变得带有一种正式道德训诫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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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你有子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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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是的，有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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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他几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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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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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他去赌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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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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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你希望看到他长大后成为一个赌徒吗，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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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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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好。你的儿子对你的公司感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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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不，他是一个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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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为什么你不让他进入你的公司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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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噢，从心理学上讲，有许多人不适合于干赌博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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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维利参议员试图揪住卡罗尔为政治竞选捐资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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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就在今天早上，我问过你，你有没有给政治候选人或政党捐过款，你说只是有一次捐过不超过200美元的款。我想那并不说明你在某一次竞选中你捐赠的款项的总数，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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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参议员先生，在许多情况下我都是个“离经叛道者”。我是一位有50年报龄的《国民》（The Nation）报读者。他们在那里登广告，号召大家给不同的候选人捐款……他们为乔治•诺里兹（George Norris）登广告；我就捐了款。我想我是为它捐款的，也是为老劳福莱特（LaFollette）捐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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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承认自从1899年以来他一直在经营着赌博业。与道德家维利相比，他老于世故却并非不讲道德！他没有因地下世界或黑势力而染上污名；他是一个能言善辩对官方辞令冷嘲热讽的人物，他对人们的动机抱有敌视态度；他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相信：“所有赌博活动的合法性来自于某些团体或者某些个人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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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到人们为什么要赌博的时候，卡罗尔从自己50年的经历中作出了这样一番评论，这句话在美国社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他说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某些类型的人来说，赌博是他们的一种生理需要。我认为，它使他们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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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基弗维尔材料似乎都在不自觉地印证着这番评论。因为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赌博是得到广泛流行和普遍接受的一种美国生活的基本制度。在许多小城镇，赌场和小酒馆一样随处可见。在伊利诺伊州梅森县的哈瓦那镇，当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6]州长出面干预地方赌博的时候，他的行动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在1950年，这个小镇从每月友好地搜查赌场和收取赌场主人罚款中取得了50000美元预算中的15000美元。克莱伦斯•切斯特镇长抱怨道：“赌场倒闭就没有赌场罚款可收，明年将会非常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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