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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资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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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得政治权势的崛起成为可能的社会发展也敲响了野蛮的意大利非法团伙的丧钟。因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法经营取得成功的意大利人的数量的不断增加既提高了意大利团体的社会地位，也使得意大利族群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势；并且，这些专业人士和商人们不断地为今天的意大利青年树立起了榜样，在20年以前，这样的榜样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意大利“非法团伙”“犯罪”的大肆宣传和揭露还在放马后炮。许多顶尖的“犯罪”人物早已金盆洗手，放弃了暴力。甚至他们的收入也大多来自合法投资，或来自像赌场这样半合法的但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娱乐场所（例如科斯特罗的房地产业和阿多尼斯的运输与汽车特许经销权）。因此，对科斯特罗和阿多尼斯的被判入狱这个社会的“报应”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而那种胜利却掩盖了社会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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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想法，这些犯罪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更大背景是什么？公平施政的消失奇特地表明了旧式非法活动的消逝。在过去的10多年里，对赌博业的热衷，部分地是由于收入的增加和充裕的缘故，大体上体现了中上层富裕阶级第一次纵情于这种一掷千金的消费之中。这些中上层阶级的富人，美国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阶层，是大型赌场的主顾。（从19世纪对财富的定义来看，他们并不算富，他们只是服务业和奢侈品行业中中等规模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他们是“第三产业经济”方面的。根据税法，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巨型企业的经理还高。）在战争期间，由于交通困难，赌博业和豪华的休闲业为这个社会阶级提供了重要的消遣场所。通过学习欧洲，通过提高文化品位，现在他们安定了下来。这些小打小闹的赌博缓解了小城镇的单调生活。人们通过一个“幸运数字”或一匹“幸运之马”一下子赢得一笔相当可观财富的期待仍然在继续着。用伯纳德•巴鲁赫的一句话来说：“你无法阻止人们去赌赛马。你为什么非要阻止人们去作出自己的判断呢？这是人的创造力的另一种形式。”但由于协作成本提高了，赌博业的丰厚利润已一去不返。在将来，赌博业很可能像卖淫业一样，作为一个必要事实而赢得默许，并将继续以零散的小型企业的规模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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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样式，某种政治“工头”体系也衰落了。在其交互关系中，政治“工头”体系为犯罪提供了“保护”，反过来，它也从犯罪那儿得到了好处。“工头”体系的瓦解是罗斯福时代的一个产物。20年以前，吉姆•法利的任务是很简单的；他只需替几位重要的州工头卖力。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的畜生了。新泽西的民主党曾经由弗朗克•海牙统治；现在，为其所在州或党派的“头儿”尽“犬马之劳”的“走卒”已为数不多。在都市中心，在纽约、波士顿、纽华克和芝加哥，由爱尔兰人主导的旧政治组织已经分崩离析。大都市中心的非中心化、市郊和卫星城镇的成长、贫民窟和临时居民点原有风貌的毁坏、职能团体的兴起、在美国生活中中产阶级声誉的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种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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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某些非法活动被合理化和被吸收于经济结构之中，曾经对犯罪取得过垄断地位的过去那一代人便走向了完结，[17]随着社区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都市工头体系的解体，我们所讨论的这种犯罪样式也走向了终结。当然，哪里有激情，哪里有贪欲，哪里也就会有犯罪。但是，这种庞大的、有组织的城市犯罪，如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对它的了解那样，远不只是建立在对于这些普遍动机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美国经济、美国族群和美国政治的某些特点之上的。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变化意味着，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城市犯罪也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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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帕克霍斯特（1842—1933）：美国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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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特拉夫斯•杰罗姆（1859—1934）：美国律师、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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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L.斯特朗（1827—1990）：1895—1897年任美国纽约市市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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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1901—1909）。——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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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莫•安嫩伯格（1877—1942）：犹太裔美国报人，美国慈善家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的父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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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德莱•斯蒂文森（1900—1965）：美国政治家，担任过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和1956年两度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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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次偶然机会，警方发现了1957年11月在纽约亚伯拉奇召开的一次意大利头面人物会议，这些人物与黑势力大多有染，并且在警察局有记录。此事使得黑手党话题再次复苏。《时代》周刊杂志于是派了一位名叫舍列尔•希尔曼的记者去核实此事。希尔曼报道说：“我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花了大约两个星期，千方百计地去探寻所谓黑手党的蛛丝马迹。我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进行了广泛接触；我采访了大量警察、记者、检察官、侦探以及像芝加哥犯罪委员会这样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除了两位希尔莱特犯罪记者总是对与‘黑手党’有关的一些道听途说津津乐道以外，来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人都不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而禁毒局却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不得不与毒品交易作斗争的禁毒局坚信，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有组织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存在业务联络。但是该局从来没有拿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联邦调查局对此持怀疑态度。人们一般所持的观点是：在各个城市和各个领域里，不存在严密的犯罪辛迪加，但是存在松弛的犯罪‘联合会’，他们占据各自地盘，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因此走到了一起（如出席亚伯拉奇会议）。不过无论怎样，谁也拿不出特殊证据来证明确实有一个黑手党在活动。”1959年初，《读者文摘》编辑小弗雷德里克•森德尔出版了一本关于黑手党的畅销书《罪恶的弟兄》，但是对森德尔先生著作的认真阅读表明，他的资料大多数来自禁毒局报告。除了拼凑已经出版的资料以外，他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关于这本书的讽刺性评论，参阅《时代文献评论》，伦敦，1959年6月12日，第351页。）有意思的是，1959年5月，曾经对非法团伙头目约尼•狄奥提起公诉的纽约地方检察长助理阿尔文•戈尔登斯坦向帕特•布朗州长提交了一份加利福尼亚犯罪调查报告。他报告说，他没有找到加利福尼亚存在黑手党的证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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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他的听证会快结束时，基弗维尔参议员读到了由一位意大利后裔的愤怒公民打来的一份电报。那份电报指责委员会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是意大利人所为。这位参议员借这个机会明确地声明：有一些非法团伙是意大利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就是非法团伙。不过，就基弗维尔委员会确实上了这种道听途说的当而言：美国的犯罪正受到一个黑手党的组织和控制，它务必澄清这个误会。也许在这里还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只要族群和少数民族问题与非法的和半合法的活动的关系仍然无人问津，那么莫蒂默和莱特之流的不实之词总会大有市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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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坦慕尼协会：一个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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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缪尔•奥尼兹（1890—1957）：美国编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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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个不太会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19世纪，美国铁路通过向国会议员贿赂有效地偷取了190000000英亩土地。更晚近地，在哈丁任总统期间发生的梯普特•多姆石油开采公司的此类丑闻，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是“通过阴谋、诈骗和贿赂”才得以完成的，其工作几乎做到了白宫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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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众议员，曾任纽约市市长（1933—1945），担任纽约市长时改良市政，力反贪污，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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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多尼斯和助手维利•摩里蒂渡河迁到了新泽西的贝尔根县，在那里，同以前非法团伙头目“长腿”阿本奈•威兹尔曼联合起来，他变成了新泽西州的一股政治势力。在10年时间里，赌博业在贝尔根郡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基弗维尔调查之后，新泽西州不得不采取措施。在1953年由尼尔森•斯蒂姆勒领导的一次专门调查中，披露了摩里蒂曾经向德里斯科州长的一位助理支付286000美元以寻求“保护”，共和党州委员会曾经从赌徒约瑟夫•博扎，一名兹维尔曼的助手，那里接受25000美元的“借款”。摩里蒂后来被暗杀，阿多尼斯被驱逐到意大利。——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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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美国政治中，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希奥多•阿伦是一名赌徒和一家沙龙所有者。他经营的美利坚•马比尔是一家高档音乐厅和妓院（他曾告诉国会调查委员会自己是纽约最坏人物）。他为了亚伯拉罕•林肯在1864年再度当选总统给了共和党老板瑟洛•威德25000美元竞选捐款。——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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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像托尼•阿卡多这样的人只是偶尔显得与邻里保持友好关系。在1949年圣诞节期间，托尼住在其优雅宽敞的河森别墅里，他在草坪上布置了一棵40英尺高的圣诞树，树下摆着圣诞老人和驯鹿，在花园周围，电控的滑雪人在轨道上快速地移动，同时发出悦耳的圣诞之歌。圣诞过后，阿卡多的草坪复归于平静；托尼又踏上了躲避基弗维尔的逃亡之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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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美国政治中，民族自豪感在凝聚少数民族团体中所起的作用是最为古老的智慧之一；不过，更加值得肯定的是通过第二代和第三代后代对于这个身份的保存。如萨缪尔•卢贝尔在他的《美国政治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个事实是解释近来选举的政治行为的钥匙。作为一个固定的民主党联盟，虽然爱尔兰联盟开始分裂，尤其是作为中产阶级的身份迫使个体更加强烈地认同于GOP，杰克•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的提名仍然为其进入美国参议院获得了极其团结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尽管艾森豪威尔赢得了州选举的胜利，但是肯尼迪仍然战胜了洛吉。——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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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59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犯罪辛迪加”。那个小组在一份初步的报告中发现：原来的犯罪头目避开暴力，通过从事合法经营来“装扮出一副成功商人的假象”。在许多领域里（货运、贩运、餐饮、娱乐），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原来的非法团伙头目有办法获得竞争利益。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新领域是合法的商务，并且这并不意味着，按照司法部的解释，非法团伙介入了新的犯罪领域，而是他们企图获得一定的尊重。重要的是，当1958年2月23日《生活》杂志发表司法部发现的大量文字证据的时候，那些被提到的人已经在黑道上呆了30多年——而这是《生活》和司法部都忽视的一点。相对地，刚出道从事犯罪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原来的非法团伙头目在30出头就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并且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犯罪的“代际”问题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研究的问题，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课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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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八章 犯罪浪潮的神话——美国实际犯罪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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