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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到来之后，西区的一个名叫迪克•巴特勒（Dick Butler）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复兴了纽约的码头工会组织，他接受了该组织的旧名称，重新启动了独立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巴特勒在年轻时曾当过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不久就发现了政治的享乐之路，他发现百老汇花花公子和酒馆老板的舒适生活更合他的胃口。但是，经过所有这些人生经历，他在工会里一直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前纽约警长和坦慕尼协会里的反对派大富翁德弗里的追随者，巴特勒意识到工会是一个用来作政治交易的方便的基地，在坦慕尼协会候选人的选举闹剧中，他可以利用工会获取——和保护——他的选票。他采取的集体谈判的方法是原始的。在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复兴后不久，他为码头工人们争得了每小时增加三美分工资。“我设法做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安排和富兰克林（P.A.S.Franklin）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现在是国际商船队的头儿”。直到现在，个人接触是支配“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谈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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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892年，“五大湖地区木材搬运工人”工会在巴夫罗成立，它依附于“劳联”。一年以后，其管辖范围扩张到所有的码头工作，第二年，即1894年，它改名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在奥康纳（T.V.O’Connor）的领导下，该工会在五大湖地区开始发展，奥康纳曾是五大湖地区修理拖船的船坞工人。在1906年，奥康纳成为五大湖地区领照拖船工人保护协会的头儿，后来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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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奥康纳似有“强行挤入”东海岸之势。为了避免手足相残，迪克•巴特勒将他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与国际码头工人工会合并，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第一个大西洋地区的主席。第三个人的加入组成了早期“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领导层的三头同盟。他就是意大利的职业拳击手保罗•瓦卡利（Paul Vacarelli），他的化名保罗•凯利（Paul Kelly）更为人所知。瓦卡利是在一艘运垃圾的平底驳船上开始其事业生涯的，他不久就组织了平底驳船平舱工人工会。他走上岸，像巴特勒一样，在保持工会工作的同时经营酒馆生意。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老大提姆•沙利文（Tim Sullivan）的关照下，瓦卡利成为下东区的政治老大。他在琼斯大街上的酒馆名叫“小那不勒斯”，是纽约本地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如“修士”伊斯曼（Monk Eastman）、“六指”墨菲（Sixfingered Murphy）、“九眼”唐尼根（Nine-eyed Donnigan）、“牦牛”布雷迪（Yaky Yaky Brady）和“大千斤顶”齐利格（Big Jack Zelig）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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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上的三头同盟是一种不稳定的结合。在1917年，迪克•巴特勒开始向奥康纳挑战。当然巴特勒需要一些军费，他向其政治上的和黑社会上的朋友求助。在百老汇各处的所有赌徒都给巴特勒的战争基金捐过款。（阿诺德•罗德斯坦［Arnold Rothstein］是黑社会的金融家，捐了1500美元。）巴特勒只是说：“赌徒对我很感激，因为我在盖诺统治期间保护过他们。”巴特勒还得到了大西洋区及其两个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约瑟夫•瑞安和阿尔•马里内利的支持。[7]巴特勒还得到了三巨头中的另一成员保罗•瓦卡利的支持，但是，像古典文学中常发生的情节那样，瓦卡利在最后一刻背叛了巴特勒，转而支持奥康纳。巴特勒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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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即1919年，巴特勒在加文斯顿作了第二次尝试。他想说服约瑟夫•瑞安去竞选主席之职，但后者拒绝了。当老迪克去参加工会会议时，他惊讶地发现他和同伴马里内利均被拒绝给予席位。巴特勒攻击奥康纳是破坏罢工者。后者反驳说，巴特勒和马里内利组织了一家私营侦探所，向工人们“勒索”“保护费”。巴特勒在抗议这些指责时说：“为了支持这项善举，我们每年向每人收一美元，这是组织劳工的普通做法。奥康纳对这一切很清楚，但是他却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反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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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在1919年那次著名的港口大罢工中，以惊人的方式争夺权力。在战争期间，生活费用直线上升，但是政府的“国家调整委员会”却将码头工资仍然压制在每小时65美分。工人们要求规定工时的工资为1美元，加班时间的工资为2美元；他们却只得到“伍尔沃思[8]式的提薪”——规定工时的工资加5美分，加班时间的工资加10美分。工会的普通成员不理睬领导，15000名码头工人罢工，港口完全瘫痪了。由于未能控制工人，奥康纳宣称港口已经由“码头工人中的不负责任的歹徒”所接管，码头工人们“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冲动地举行未经批准的罢工”。但是这些“颠覆分子”的领袖正是迪克•巴特勒。纽约市长希伦（Hylan）和泽西市长弗朗克•海牙（Frank Hague）令人不可思议地——也许也不那么奇怪——支持巴特勒，希伦是威廉•朗多夫•赫尔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傀儡。事实上，当船运公司想将一些破坏罢工者（或工贼）安插在泽西码头时，弗朗克•海牙的警察坚决地反对他们。暴力在整个港区突然爆发。罢工者坚持斗争了4个星期。最后，通过劳工部长威尔逊（Wilson）的干预，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是希伦市长、瓦卡利和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希伦和巴特勒向码头工人许诺一个新的补偿方案，罢工者才回到码头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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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奥康纳在1919年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报，哈丁（Harding）总统任命他为船运业董事会的成员；柯立芝（Coolidge）总统任命他为该董事会的主席；胡佛（Hoover）总统重新任命他担任该职；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将他赶下了这个宝座。巴特勒重新回到坦慕尼协会的政治活动中去了，被吉米•沃克（Jimmy Walker）任命为“白象”布朗克斯区终点站的监管人。约瑟夫•瑞安接替瓦卡利担任工会的副主席，最后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巴特勒漫不经心地说：“约瑟夫•瑞安1913年在我手下时逐渐适应了，如果他没有忘记我教他的那些花招，他应当能应付得了。”瑞安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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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时间里，约瑟夫•瑞安成了国联的卫道士。他68岁仍然身健体壮。在对被牵涉进去的某桩罪案表示悔过之前，他是坦慕尼协会绅士中一个卡通漫画式的人物：西装革履把他的大块头裹得严严实实，粗壮的手指上戴着硕大的珠宝戒指，一个像球一样的鼻子搭在一张满是横肉的脸上。瑞安时常出没于百老汇游乐场所，好吃好住，纵情享乐，偶尔也到豪华的切尔西旅馆去品尝鱼子酱。依他后来供认的话说，他爱吃鱼子酱的癖好是在装着俄罗斯产美味佳肴的箱子经常在卸到码头上期间被摔开的那些日子里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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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瑟夫•伯特里克•瑞安（Joseph Patrick Ryan）来说，生活并非生来就如此的称心如意。他生于1884年。父亲是一位庭园设计师。他早年丧父，不久，其母也随父而去。约瑟夫在与哈德逊河毗邻的环境恶劣的西岸长大。在“良好的”切尔西传统熏陶下，在读了6年书之后，他在12岁时离开学校。他干过多种工作。他做了5年半的电车管理员和两年的小车巡查员。在对这些工作感到厌倦之后，在1912年，约瑟夫找到了一份码头临时工作。不久，因其天性活泼好动，拳头又硬，并且能说会道，他成了码头装卸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在初到码头的那一年，他在码头作业时，一个挂在吊索上的重物破碎后掉下来砸到他的身上，致使他部分伤残。约瑟夫所在的第791分会为了照顾他让他担任非全日制的财务秘书。从那以后，约瑟夫没有做过装卸工作。在3年时间里，他的那份工作由兼职变成了专职。约瑟夫•瑞安于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位老练的劳工政治家，他在1918年成为该工会的国际部副主席，在1927年成为该工会的主席。在1943年，一次隆重的集会选举他担任该工会的终身主席。10年以后，他在四面围攻之下灰溜溜地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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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约瑟夫•瑞安象征着对码头装卸工人的“爱尔兰人”统治，但是实际上这个工会一直是以意大利人占多数的。瑞安之所以能够做老大，是因为拥有坦慕尼协会爱尔兰领导权的他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要让警察局不干预非法团伙就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是因为他有“面子”，他可以与托运人打交道，而意大利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抛头露面，此外，还因为约瑟夫•瑞安使意大利人处于严重的孤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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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地理分割是政治隔阂的基础。沿着哈德逊河，几乎所有的西岸码头都在爱尔兰人的控制之下。这些码头是建得最早的码头。作为较早的移民，爱尔兰人聚集在这些地区。西岸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人生活在码头附近，生活在切尔西以及介于纽约市闹市区和哈德逊河之间的富裕地带。酒店和教区住宅把他们的生活联结了起来。他们很少搬迁。他们是孤立的团体，与纽约市里的其他种族团体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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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船运业的发展，拥挤的哈德逊码头已经不堪交通的重负，于是在布洛克林、斯退顿岛和哈布肯，新码头和新堤岸建了起来。与这些码头相毗邻的是贫民区，意大利人就生活在那些社区里。他们就在码头上找工作。并且，在非法酿酒业、赌博业和毒品交易领域拥有深厚根基的意大利非法团伙头目迅速地转移到了这些码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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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洛克林，非法团伙控制的核心地区是“国联”的6个所谓的意大利地方分会。其4000名成员在从布洛克林大桥到第20大街的南布洛克林码头工作。在20年时间里，这些分会被臭名昭著的伽马达（Camarda）家族及其地下合伙人所把持。在那些年里，这些合伙人包括阿尔伯特•阿纳斯达西亚（Albert Anastasia）、乔•阿多尼斯（Joe Adonis）以及其他有名的意大利非法团伙成员。在1939年，一位名叫彼特•潘多（Peter Panto）的普通工会成员的领导因为在滨水地区抗议敲诈和掠夺而遭到残酷杀害。两年之后，他的尸体在新泽西的一个石灰窑里被找到。由于这起凶杀案，“凶杀组织”的主要执行者阿尔伯特•阿纳斯达西亚被逮捕。尽管非法团伙的前杀手阿利叶•塔尼帮（Allie Tannenbaun）作证说阿纳斯达西亚曾经亲自部署了这起凶杀事件，但是地区检察官威廉•奥德威尔（William O’Dwyer）毫无理由地没能坚持对此提出公诉。（这个案件在多年以后奥德威尔当上纽约市长了还一直困扰着他。由基弗维尔委员会提出的释放阿纳斯达西亚问题，奥德威尔从来没有作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在紧接着潘多凶杀案的调查中，布洛克林大陪审团披露，在1940年，这6个分会掠夺了数十万美元的财富；但是，神秘的是，其卷宗要么失踪，要么被焚毁。在这次凶杀案之后，尽管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声明对布洛克林分会进行改革，但是伽马达家族仍然有效地保留着对这6个分会的控制，阿尔伯特的弟弟托尼•阿纳斯达西亚（Tony Anastasia）后来逐渐地取代了伽马达家族。尽管托尼在1946年曾经带领一帮罢工破坏者支持过菲尔普斯—多奇（Phelps-Dodge）公司，但是他仍然成为艾里叶•贝欣（Erie Basin）码头帮的头目，并且在不久成为整个布洛克林滨水区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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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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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解犯罪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一个城市的政治结构。40多年来，通过坦慕尼协会的监督、管理以及改革，滨水区已经变成了一块受到保护的孤立的小块政治地盘。之所以会这样，既是因为想要保持滨水区现状的工商界的单纯关系的缘故，也是因为它所纳贡的政治机构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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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港作业的有155条海航线，十来个大型（及20个小型）装卸公司，五六条重要铁路线和一些拖船经营者，等等。在熟悉行内规矩的过程中，“精明的”商人不得不学着少遇到麻烦。最大的麻烦来自于政治。由于纽约港是一个市辖港，商人不得不同该市商谈码头租用事宜，取得各种执照，并学会同港务和航空局打交道的办法。要是没有一点儿政治手腕，要是没有一定的政治后台，那么他将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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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0年以前，坦慕尼协会臭名昭著的领导人查尔斯•F.墨菲（Charles F.Murphy）提出了开发码头承包资源的可能性。登在1905年10 月1日《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上的一项当时的统计说：“在墨菲担任坦慕尼协会领导人期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主要通过对于码头处的控制，他的皮包公司获得了总计达3000万美元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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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伯里调查表明，北方德意志利里欧伊德公司给美国民主党俱乐部支付了5万美元以竞得该市刚刚筹建的一个新码头。这个码头本身向市府开价633000美元，通过坦慕尼协会领导人乔治•奥尔维尼（George Olvany）的法律事务所，向市府开价却达到了300万美元。这样的历史在每一代人中一再地重复着；在1947年，在奥德威尔执政时期，试图租用一个码头的一位走私者被告知，如果他想要见到坦慕尼协会实权派人物克莱伦斯•尼尔（Clarence Neal），那么就得支付10万美元的服务费。作为这些内幕被披露的一个后果，奥德威尔的港务和航空局局长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被辞退，但是都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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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坦慕尼一直具有重要的渗透力量，国联在纽约的权力资源之一是它在坦慕尼协会的影响力。从1928年到1938年，约瑟夫•瑞安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美联”）中央职业和劳工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在那个位置上充当政治运动中的“劳工”代言人。因此，由劳工作出的正式政治保证实际上来自于约瑟夫•瑞安。说得更明确一点，码头装卸工人同卡车司机结成了长期联盟，那种联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它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持着坦慕尼的斗争。在主要由爱尔兰领导人组成的“西岸”坦慕尼集团中，瑞安一直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他在1938年选举后来的迈克尔•J.肯尼迪（Michael J.Kennedy）进入国会中起了推动作用。再后来，肯尼迪被选举为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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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联之另一个隐藏的权力资源是约瑟夫•瑞安同一位著名纽约商人所建立的一种奇怪而稳固的友谊。那位商人名叫威廉•J.麦科马克（William J.McCormack）。他经营着港务和商业等多项业务。在30年时间里，麦科马克是民主党政治中的一股潜在势力。他是强大的美国货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多年担任该公司的副董事长，那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Smith）。在一些大宗承包和运输投机中，他是桑姆•罗索夫（Sam Rosoff）的伙伴。[9]政治上有后台的罗索夫是转混水泥公司的所有人。那家公司拥有大量城市合同，并且向建筑包工头们供应建筑材料。他的摩拉尼亚石油公司向纽约市供应汽油。他的最大的企业，泛斯蒂维多尔公司，专门从事卸下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运入纽约市的所有货物，主要是每天运入这个城市的所有水果和蔬菜的业务。实际上，多年来，麦科马克充当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在纽约政界中的代理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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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科马克同约瑟夫•瑞安的友善关系由来已久。实际上，麦科马克早就担任约瑟夫•P.瑞安协会年度宴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职务。那个协会是一个兄弟会，是通常每年举办一次奇特的联欢会，会上聚集了市政名流、船运公司职员以及滨水区居民，像达蒙•兰扬（Damon Runyon）[10]小说描述的各种三教九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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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在工会圈里、在运输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中的影响力[11]，由于他在商务领域的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实力，沉默寡言的威廉•麦科马克长期地被人看做码头的实际霸主或“老大”。麦科马克与瑞安的友谊似乎为他本人在国联对泛斯蒂维多尔公司处理上带来了极大便利。那家公司专营卸下宾夕法尼亚铁路运抵港口的所有货车。虽然国联在1951年开出的码头工作的工资是每小时2.1美元，但是在麦科马克码头工作的人，一个独立的国联分会的成员，每小时只领到1.54美元的工资。（在这些码头的2000余名雇员中每人每小时节省了56美分！）其理由是，这些人是铁路“装卸工”而不是码头装卸工人。但是当有人提出这些人应该享受《铁路退休法》（The Railway Retirement Act）的多种福利时，他们又被说成是码头装卸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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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妥协的后果是最明显地抑制了对滨水区的必要改革。在1948年，纽约港务局[12]向市里递交了一份全面的计划，打算让码头像商务那样脱离政治，只受港务局管理。实施该项计划需要1.14亿美元的资金，以便在水上建立一个大型生产集散基地（替代低效而杂乱的华盛顿市场区块），包括连成一片的铁路卡车水上码头、一些新建码头，以及一个交通管理计划。这项规划将导致更强大的劳动机械化，减少等待的时间，更加灵活地制定就业规章制度——总而言之，这项规划的实施将使一个混乱而日趋解体的产业“合理化”，将重新利用这个港口，使它重获声誉。但是它也将剥夺麦科马克对某些码头的管理。这项提案被市府所否决。其理由是向市府担保的财政收益不够多。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一目了然的：它将动摇诸多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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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德逊河的对岸，泽西市的生活简单而直接，那里的政治也显得野蛮冷酷而不加掩饰。国联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清楚地反映出政治妥协的意义。在泽西市，对于那些忠实于政治体制的人来说，码头仍然形成了取得工作保护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装运特许权是政治获胜的战利品之一。反过来，工作回扣和来自这些奖金的税额为政治机构提供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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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期从来就是一个绝妙的社会学实验室。泽西市海牙机构衰落之后的这个时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受非法团伙支配的工会和腐败的市政机构之间复杂而肮脏的关系。1948年，腐朽的海牙机构被一位反叛首领约翰•V.科尼（John V.Kenny）所推翻。新上任的科尼市长的追随者们自然地想要捞点好处。这位“守旧派元老”受到约瑟夫•瑞安的支持，而瑞安同海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罢工之后，达成了一项和解方案，科尼的人从此接管了D码头，而海牙—瑞安的装卸工人仍然控制着附近的F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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