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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在工会圈里、在运输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中的影响力[11]，由于他在商务领域的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实力，沉默寡言的威廉•麦科马克长期地被人看做码头的实际霸主或“老大”。麦科马克与瑞安的友谊似乎为他本人在国联对泛斯蒂维多尔公司处理上带来了极大便利。那家公司专营卸下宾夕法尼亚铁路运抵港口的所有货车。虽然国联在1951年开出的码头工作的工资是每小时2.1美元，但是在麦科马克码头工作的人，一个独立的国联分会的成员，每小时只领到1.54美元的工资。（在这些码头的2000余名雇员中每人每小时节省了56美分！）其理由是，这些人是铁路“装卸工”而不是码头装卸工人。但是当有人提出这些人应该享受《铁路退休法》（The Railway Retirement Act）的多种福利时，他们又被说成是码头装卸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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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妥协的后果是最明显地抑制了对滨水区的必要改革。在1948年，纽约港务局[12]向市里递交了一份全面的计划，打算让码头像商务那样脱离政治，只受港务局管理。实施该项计划需要1.14亿美元的资金，以便在水上建立一个大型生产集散基地（替代低效而杂乱的华盛顿市场区块），包括连成一片的铁路卡车水上码头、一些新建码头，以及一个交通管理计划。这项规划将导致更强大的劳动机械化，减少等待的时间，更加灵活地制定就业规章制度——总而言之，这项规划的实施将使一个混乱而日趋解体的产业“合理化”，将重新利用这个港口，使它重获声誉。但是它也将剥夺麦科马克对某些码头的管理。这项提案被市府所否决。其理由是向市府担保的财政收益不够多。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一目了然的：它将动摇诸多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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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德逊河的对岸，泽西市的生活简单而直接，那里的政治也显得野蛮冷酷而不加掩饰。国联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清楚地反映出政治妥协的意义。在泽西市，对于那些忠实于政治体制的人来说，码头仍然形成了取得工作保护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装运特许权是政治获胜的战利品之一。反过来，工作回扣和来自这些奖金的税额为政治机构提供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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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期从来就是一个绝妙的社会学实验室。泽西市海牙机构衰落之后的这个时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受非法团伙支配的工会和腐败的市政机构之间复杂而肮脏的关系。1948年，腐朽的海牙机构被一位反叛首领约翰•V.科尼（John V.Kenny）所推翻。新上任的科尼市长的追随者们自然地想要捞点好处。这位“守旧派元老”受到约瑟夫•瑞安的支持，而瑞安同海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罢工之后，达成了一项和解方案，科尼的人从此接管了D码头，而海牙—瑞安的装卸工人仍然控制着附近的F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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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路奇•路西亚诺的老搭档名叫托尼•斯特罗（Tony Strollo），化名本德，领导的来自纽约的一个新非法团伙想要控制美国军用的林德大街码头。在其追随者的干扰之下，泽西市市政府大厦无法为它的信徒们在林德大街找到工作。科尼市长对此进行了干涉，他公开地污辱本德是一个“纽约暴徒”，并且把他的弟弟多米尼克（Dominic），一位妓院老板，赶出了码头。最后，科尼只得息事宁人。他低声下气地渡过哈德逊河，半夜三更在一家纽约饭店里秘密会晤了本德。纽约地区检察官哈根（Hogan）揭发了这次会晤，并且称之为“黑社会统治着滨水区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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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运公司对此毫不在乎，因为它们没有因这种控制而遭受什么损失。实际上，通过同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工会的平安相处，它们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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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妥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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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当时，人们罢工抗议政府的特别工资奖励[13]——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当时，一场未经总工会许可的、忽然爆发的罢工席卷了纽约码头——为止，一直存在着一个经济妥协模式。它保护了托运人和工会老大的利益，却损害了工人们的利益。集体协议的签订通常是在没有罢工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是这些协议除了增加一点计时工资以外没有给工人带来任何别的好处。就业的开放性和严格的管理体系使工人们规规矩矩。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当劳工在全国范围内被积极地组织起来并且取得新成就的时候，尽管国联把西海岸丢给了哈雷•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他把刚刚组织起来的码头装卸工人从国联带到了产业促进会，但是它仍然有能力对涣散的纽约码头装卸工人采取强硬的措施。零星的叛乱主要发生在布洛克林码头，共产主义者试图在那里在意大利工人中间扎下根来，但反叛很快就受到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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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来，经过新政的保护主义政策、产业促进会的积极进取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统一，托运人的统治地位无人能敌。但是，在1945年，经济妥协的模式忽然瓦解了，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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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重新建立了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同一个码头，工人们第一次以稳定的工作班组形式就业，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规范化。工人的命运同这个新体系的延续联结在了一起。工会分会变得日益强大，新的领导层开始崛起并挑战瑞安。另一个原因是不太明显的，不过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新的犯罪势力进入码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一直保持着对码头的严格控制；与此同时，尽管拉瓜迪尔从来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措施来清理码头，但是原来的哈德逊河西岸黑帮在拉瓜迪尔改良主义政府时期丧失了警察局的直接庇护。成熟的盗窃机会、战后船运业的扩张，以及对于快速转运业务的迫切需求（这使得托运人更加容易受到罢工和误期的损害）、货运项目的机会，所有这一切促成了某些新的犯罪势力进入码头。在反叛瑞安的几乎每一次事件中，一些非法团伙分子都对反叛者给予了支持。正如默里•肯普顿（Murry Kempton）多少有点溢美地评说的那样：“在双方都有地痞，只是有的地痞不扰民，而有的则扰民。”第三个原因是意大利帮的扩张。在阿纳斯达希亚的领导下，他们把其势力扩张到了布洛克林和泽西码头一带。意大利人长期不满于旧爱尔兰人的统治，他们想要瓜分更多好处。而他们可以打击瑞安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打击托运人，并且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战后时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风云变幻的时期。从1946年到1951年，由瑞安和托运人签订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协议都引发了一场未经总工会许可的使港口陷入瘫痪的罢工。罢工是向不同政见者敞开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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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摸索之后，瑞安研究出了一套控制谈判局面的技术。雇主们只代表纽约港的托运人和他们的纽约码头承包商。不过，工会团体由沿岸的码头装卸工人、收款人、卡车维修人员等的代表所组成。无论其大小（有许多分会还不到50个会员），从纽芬兰到哈特拉斯角的4个国联大西洋海岸区域的每一个分会都有一张选票，再加上根据其成员人数的比例而分摊的选票。其结果是使纽约的大型码头装卸工人分会受到了歧视。并且，尽管协议是与纽约托运人签订的，但是整个大西洋海岸都对主要适用于纽约的合同条款进行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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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10月，当合同谈判刚刚完成的时候，在哈德逊河低洼地带的格莱斯线一带工作的码头装卸工人举行了罢工，因为工会调解人没有坚持把起吊载量限制在两吨的要求。瑞安公开指责这起罢工是“急性子”的做法。一天以后，大西洋工资大会一致投票接受这项新合同。尽管获得了“一致的”大会投票，不过，港口的主要异端分子，操纵着许多哈德逊河码头的791分会，没有投票给予支持，并且有30000名码头装卸工人听从它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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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试图通过发表如下声明以迫使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他已经重新展开同托运人的谈判，并且有75%的人在复决投票时赞成回去工作。于是791分会的领导权受到了动摇，但是一个新的成员进入了滨水区，那是布洛克林的一个基层委员会。它由一位名叫威廉•E.华伦（William E.Warren）的人领导，但实际上是受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共产主义者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由一位名叫约翰•斯图本（John Steuben）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制订了行动计划；威特卡默法律事务所的哈罗德•卡默（Harold Cam-mer），主要负责忠于党的路线的工会，成为这个基层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工人们的不公待遇是千真万确的，对瑞安的憎恨激起了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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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仲裁的许诺之后，工会普通成员的反叛和缓了下来。基层确实收到了由威廉•H.戴维斯（William H.Davis）提出的仲裁奖赏。工人们得到了每小时25美分的计时工资，而不是原来的每小时10美分的计时工资；取消第三种情形；一个工作1350小时的工人保证有一周带薪假期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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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他的管理，瑞安实施了“门户清理”。布洛克林分会领导人华伦（由于未付到期款项）被驱逐出了工会。当问到可否允许他继续工作时，一位国联的官员说：“当然他可以去报到上班，不过假如他不能如愿，那就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一天以后，华伦去哥伦比亚大街码头上班，并果然“咎由自取”。不久，华伦作出声明，说他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欺骗，并否定了威特卡默法律事务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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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码头的动荡一直延续着。在1946年到1947年，791分会发起了一些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正在不断地酝酿之中，到1948年终于爆发了出来。据推测，这场罢工的问题出在工资上。但是，让船运经营者感到害怕的原来是经济问题，后来那个问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加班加点”问题。但无论它多么复杂，总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金钱问题，就像那些工会的核心问题一样。因此，值得在此作些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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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5年，国联和纽约船运协会才规定44小时作为周工作时间，超过那个时间要算加班费。不过，在“休息时间”——即在晚上或星期天——的装卸工作要求付津贴或额外酬金。有时，一个人工作了超过44小时的时间，但是其44小时上班的班次有时是在晚上或周末，那么，那些班次就得付给他是平时1.5倍的津贴费。“超过”（44小时之外的时间）工资是平时工资的1.5倍呢，还是1.5倍的工资是以平时工资和奖金的平均数为根据的呢？大体上讲：加班费只应该作为平时工资来付酬，还是作为实际工资（包括奖金）的一倍半来付酬呢？在1940年获得通过的《联邦工资和小时法案》（The Federal Wage and Hour Law）规定每周常规工作时间为40小时，问题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项联邦法案把超时具体规定为超过40小时后开始的时间。而装卸合同却把它确定为44小时。那么码头装卸工人现在该怎么样来算介于40和44小时之间的加班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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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年，一些国联工人提出了一项法律诉讼，控告资方没有偿付真正超时工作部分的工资。他们的指控受到了工资和小时行署、7家不同法院（包括3家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并且最后在1948年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装卸合同违反了工资和小时法案。[14]托运人担心，作为判决的结果，他们有义务赔付数百万美元。此外，更难堪的是，他们将面临公开在战争期间的账目，以决定谁要拿出多少赔款。此过程将会使一切丑事曝光，包括虚报工资表，重复雇用和其他一些只有在串通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勾当。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正在以本金加利息的方式赔付所有欠款，因此，这个秩序将涉及薪水册的修补、有副本的用工制度以及其他惯例，它只有在相互串通情况下才做得到。所以，船运公司要求工会放弃关于加班费的所有申诉。这变成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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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由于各政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杜鲁门总统于是出面干涉，断然拒绝了为期80天的塔夫特—哈特利[15]禁止令。就在那个禁止令期满的前一天，瑞安和托运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工会同意请求国会和船运公司一起免除根据《联邦工资和小时法案》要求支付给装卸行业的酬金并且同意放弃所有诉讼请求！瑞安也获得了每小时10美分的增加额，这是四小时“临时”工作的最低保证金，并且把带薪休假的工作时间从1350小时减低到1250小时。瑞安称它是一笔“好买卖”和一个“好协议”。但是工人们不这样看。他们再一次举行了罢工。这一次，瑞安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接受了罢工者，并且使罢工成为合法的。这是工会历史上第一次常规意义上的罢工。瑞安被派回去做调解工作，而雇主们遭受了他们自称的“一场彻底的失败”。不过，这场“彻底的失败”并非一无所获。来自工会和托运人的压力产生了1949年3月的一个国会法案，它否决了最高法院。通过把休息时间工作的津贴规定为加班费，这项法案免除了码头业主根据《联邦工资和小时法案》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且免去了从1940 到1948年期间本应偿付的款项的所有诉讼。就工会一边来说，这是一个少见的“牺牲性”法案：为了保证劳工和管理者的“和睦相处”，放弃本应合法地返还给工人的数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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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8年罢工后的几年时间里，滨水区的动荡有增无减。“斗鸡眼”邓事件加重了这种紧张气氛。在被囚禁在辛辛死牢里期间，他传话给地方检察院说他有“话”要说。他的一些说法含沙射影地牵涉到了一位“大人物”，一位在滨水区的高层实权人物。尽管邓到死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公开的声明，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由迈尔柯姆•约翰逊（Malcolm Johnson）主持的纽约《太阳报》对滨水区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由一位耶稣会神父艾克斯维尔劳工学校约翰•柯雷丹（John Corridan）发起的一项英勇的除恶扬善运动给瑞安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柯雷丹神父对码头装卸工人的情形作了经济分析，并且第一次披露了一些数据，表明了不定期就业情况和低廉的报酬之间的因果关系。基弗维尔委员会调查人员提出了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只有中等薪水的工会官员的巨额财富问题。由纽约《邮报》专栏作家默里•肯普顿（Murry Kempton）撰写的系列报道揭露了瑞安的真实面目。终于，纽约反犯罪委员会成立了，由曾经专管滨水区的前副检察官威廉•J.基廷（William J.Keating）领导该委员会的一个部门，集中搜集被记者们随意使用的大量资料，使公众注意到贫困工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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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下，任何一个火星都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导火索。这个火星就是1951年的谈判。国联赢得了每小时10美分的工资增加额，按照工资稳定化理事会规则，这个额度是不高的；一天一个班次；再加上福利待遇。它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协议，是瑞安磋商的第一个好协议。但是，仍然爆发了一场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实际上，在战时工资稳定化理事会框架内，罢工工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迫使工人走上街头的动力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它纯粹是工人们对此已经受够了的表现，他们断然离开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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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罢工是由791分会及其商务代理人“基因”萨普森（Sampson）领导的。但是在这次罢工中，一些其他力量也出现在其领导层中。一些地方非法团伙看到了打倒瑞安的机会，便提出了一项谋杀计划。瑞安王国第一次面临着真正的危险。托运人担心罢黜瑞安将导致新一轮残酷的权力争斗，便决定支持这位年老的国联领导人，并且举行了一次长期的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25天。最后，纽约州中介理事会制定了一项挽回面子的策略。既然工会普通成员指责那份协议是非法地签订的。那么就由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决定这份协议是否被正当地批准。在听取30位证人长达2000页的证词之后，这个委员会发现基层工人的大部分指责是真实的，不过它仍然证明这项协议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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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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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多时间里，滨水区一直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有关调查的谣言四起。为了管理泽西滨水区，在泽西市码头持续发生斗殴、爆炸和械斗，这个管理权的争夺倒还制造了不少新闻。在1952年11月，整个地区像炸开了锅。被挖掘出来的滨水区故事无论大小都成了头条新闻，纽约州犯罪委员会在1952年12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传唤了一些证人，以证明对于滨水区生活的黑暗面的描述是成立的。这整个过程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在传票证人所提供的材料的支持下，犯罪委员会做得有条不紊，滴水不漏。那些材料包括：装卸企业给工会官员的红利、犯罪地盘的划分、装货收益，等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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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滨水区腐败得到详细曝光之后，美国劳工部和纽约州政府被迫开展清理运动。这项行动是舆论压力的结果。显然地，船运业本想延续这种调解样式。而国联显然不愿意有什么变化。由于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持不干预态度传统的美国劳工部提出了一项不干涉政策。虽然经历了弗欧雷罗•H.拉瓜迪亚的改革政府，并且处于奥德威尔和印倍尔利特里（Impelliteri）的宽松执政时期，但是纽约市仍然担心会牵涉到错综复杂的权力部门。但是形势变得太快。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间隙性地发生、新的非法团伙利用工人不满惹是生非，他们对高额闹事奖金垂涎三尺，再加上报纸杂志持续不断的猛烈抨击，终于迫使纽约州政府采取了行动。在清查过程中同时发生的牵涉到几位高层共和党官员的丑闻让杜威州长的日子着实难过，他于是把滨水区的局势当作是取得有利公众支持并且攻击民主党的一个难得手段。杜威在连续公开劳工腐败的过程中给劳联带来了损失。纵使乔治•米尼（George Meany）[17]比他的前任对这种危害更加注意，也产生了被迫引退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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