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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政府支持工会组织的作用的最简洁概括可以在由阿奇比尔德•考克斯和约翰•T.邓洛普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两篇文章：“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制定的集体谈判规则”（载于《哈佛法律评论•63》，1950年，第389页）和“集体谈判的责任”（载于《哈佛法律评论•63》，1950年，第1079页）。关于美国劳动法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从瓦格纳条款到塔夫特—哈特利法》（芝加哥，1950年）。关于历史风气的评论，请参阅由杜贝尔和荣格编的《劳动和政策》（迈迪森，1957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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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然，关于劳工运动的标准历史是由约翰•R.康芒斯和他的助手们在《美国劳工史》中提出的那些历史。这些著作主要从美国劳工联合会观点来编撰。他们把工作意识看做美国劳工运动的“自然”表现。在由诺曼•华勒编撰的两卷在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著作《1840—1860年的产业工人》和《美国劳工运动•1860—1895年》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不同的观点。当美国劳工联合会处于低谷的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当华勒写作时他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功表示怀疑。与康芒斯的主要弟子施利格•佩尔曼相比，华勒更喜欢称它为劳工贵族。华勒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工业化及其工会化后果的重视，在康芒斯的著作中缺乏那种重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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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萨缪尔•冈珀斯（1850—1924）：生于英国的美国工会领袖，美国劳工史上的关键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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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工会的壮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可能处于饱和状态的主张最早发表在1951年和1951年《财富》“劳工专栏”上，并且在我的文章“下一次美国劳工运动”中得到了概述（《财富》1953年4月）。在发表在1954年7月《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艾尔文•伯恩斯坦教授对这种主张提出了异议。在产业关系研究协会第七次年会上，这些问题得到了讨论，并且写入了那次会议的《议程》。关于我的统计证据的提要，请参阅收入该《议程》（1954年12月）中的我的论文“工会的成长”。——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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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eamster，指美国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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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多手工业和产业工会，为了抵制人员缩减，通常会转化为“普通”工会，吸收任何手头的劳动力为成员。约翰•L.刘易斯曾经想把第50号矿区工人这样组织起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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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亚瑟•罗斯曾指出“罢工运动的消亡”，指责在美国以及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是如此官僚化和承认极限所导致的结果。——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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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这些变化的一些详细的统计，请参阅我发表在1958年4月和6月《财富》“劳工专栏”上的两篇文章。关于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基本数据可以在如下表格中看到： 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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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考虑到我所指出的市场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行业敲诈是市场工联主义的变体，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变体。——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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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劳工就业权保障法的颁布是为了禁止商店、工厂等只雇佣工会会员从而剥夺非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该法由州议会制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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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弗里德里克•梅叶斯（1917—1999）：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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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篇文论以图表形式概述了我近些年为《财富》撰写的一些重要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论题。对我对美国劳工作了更加广泛的剖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阅我发表的如下论文：“劳工的语言”（1951年9月），“中年劳工的来临”（1951年10月），“劳工的新权力人”（1953年4月），“下一次美国劳工运动”（1953年6月）（此处时间与第51注释时间有出入，那处的时间为1953年4月。原文如此。——译注），“年薪以外”（1955年6月），“劳工要往何处去？”（1957年12月）。在一部即将出版的关于共产主义和美国劳工运动的专著中，我将进一步去考察应用在本章里的区分，以提出一种更加全面的美国劳工运动理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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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一章 工作及其不满——美国的效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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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农夫用不着垦荒，甚至标记或划分土地都是多余的。人们为日常的储存而收种。无论人们乞求与否，大地倾其所有，无偿供应着丰富的物产。“到后来，有人……藏匿了火种，独占了随处流淌的美酒，他们不想让好处继续由大家来分享……于是，冰冷的钢枪和锋利的刺刀接踵而至——先人们用楔子劈开了开裂的树木；到后来，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通过艰辛的劳作，世人终于征服了世界，然而他们的需求也因生活的困苦而日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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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Virgil）[1]，《农事诗》（The Geor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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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些“关于工作的解释”，有的解释是反思性的，有的解释是概括性的。这些解释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读者想要知道论者的主题，至少想要了解论者的观点。在“主题”一词的通常意义上，本文没有主题。它对经理、工程师或撰写工作研究专著的社会学家提出的常规问题也没有提供答案。那么，它对工作有什么可说呢？蒙田曾经写道：“他们显然并非为了工作而工作，他们迫不得已才工作。”在工业社会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答案，因为任何一个道德立场都肯定是模糊的。谴责机器的“不人道”，正如称赞技术的承诺那样，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不想成为空谈家或道德家。把这些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心态和一些问题。可以肯定地说，问题的提问方式限定了问题的答案。但是正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2]曾经指出的那样，知识不是通过新的观察和实验获得的，而是通过变换提问的角度，通过观察相似事件的新方法而获得的，无论它们是关于运动的问题，还是关于梦的解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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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本章探讨的是现代工业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又未曾考察的一个事实——效率概念。我们假定，在效率领域，正如在几何学领域一样，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不过，要是两点间存在障碍物，那该怎么办呢？在同一个星期，这个问题曾经在两个地方被人提了出来。在纽约，源于新英格兰的新高速公路恰好危及新洛瑟尔区古老的法式新教墓地。这是创立这个城镇的法兰西人墓地；于是，问题便产生了：是高速公路应该绕道而行，还是墓地应该迁移他处？在英国，一队新式平顶双层公交车无法穿过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城墙的古老歌德式拱门；因此，是改建这个拱门，或者废弃双层公交车，还是让公交车远远地绕道而行？在每一个案例中，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才算合理呢？在纽约，墓地被搬迁；在英国，公交车不得不绕道而行。每个选择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不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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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理性的不同规定以及工作效率的代价是本章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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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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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改良主义鼻祖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其近20年的繁忙生活中，花了许多心血设计出了一个无可挑剔地高效率的监狱。它就是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这是一幢巧夺天工的星状建筑物，“以至于每一个罪犯都被永久性地隔离开来，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居于中心位置的看守者的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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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作为哲学激进分子的领导者，从他的天才胞兄萨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一位著名造船专家——那里得到了圆形监狱观念。后者当时受聘于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为俄国建造船只。边沁还沿着圆形监狱思路设计出了一个工厂。实际上，多年来，杰里米•边沁千方百计地从国会筹措资金来建立一座“五层”圆形监狱。它的一半是监狱，另一半是工厂。他说道：圆形建筑将是懒惰的克星，将是一个“迫使无赖变得诚实，懒汉变得勤奋的磨坊”。（在1813年，作为他为建立一个模型所花费资金的补偿，他最终获得了23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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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沁来说，工厂和监狱的同一化也许是很自然的。在其哲学思想中，监狱和工厂借助功利主义的整齐和效率观统一了起来。功利主义的根基——边沁予以阐明的新行为样式——是对秩序的狂热寻求，对动机的精确计算。假如确切地给予测算的话，那么精确计算将刺激每个个体达到恰当的诚实和工作程度。功利主义提供了合理性的新定义：它不是理性规则，而是测量规则。有了它之后，人自身就可以受到约束。当工程师应用这个规则——最佳功利规则——的时候，他不仅仔细分解了工作，而且仔细测算了工作，确立了以公制数量定义的时间单位为标准的按时计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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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合理性导致了同工作节奏旧说法的一次独特而又突然的断裂。由此产生了时间的新角色。时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其中有两种时间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空间变量的时间和作为延续性（dure’e）的时间。作为空间变量的时间，伴随地球运动的节奏：一年等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一天等于地球自转一周。钟表是自我运动的，秒针一个小时要走过360个空间刻度。[3]但是按照哲学家、小说家以及普通人对时间的了解，时间也是自然的。存在着一些心理学模式，它们包含着不同的知觉：沉闷迟缓的时刻、瞬息万变的时刻、凄凉悲苦的时刻、极乐逍遥的时刻、痛不欲生的时刻、暗无天日的时刻、回味无穷的时刻和身临其境的时刻。简言之，时间不是空间变化的变量，而是人们经历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