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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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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威廉•温伍德•里德（1838—1875）：英国作家，著有《人类殉难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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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弗朗克•列奥德•赖特（1869—1959）：美国建筑设计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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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德国现代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公立包豪斯学校的创办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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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保罗•克利（1879—1940）：德国国籍的瑞士裔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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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罗斯画家和美术理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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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莫霍伊—纳吉（1895—1946）：匈牙利画家和教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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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西格弗里德•吉迪翁在他的《机械化指令》（纽约，1948年）中对由工程师提供的可视化模式和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作了生动比较。——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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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塞尔•杜尚（1887—1968）：法国艺术家，20世纪实验艺术先驱，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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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查理•卓别林（1889—1977）：英国表演艺术家、喜剧演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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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雷诺•克莱尔（1898—1981）：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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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哈特•克兰（1899—1932，又译哈特•克莱恩）：美国诗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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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威廉•F.怀特（1917—1999）：美国社会学家，著有《组织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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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行为科学奠基人，美国管理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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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发表在《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193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46年再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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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T.诺斯•怀特海：《产业工人》（剑桥，麻省，1938年）；F.L.罗斯利斯伯格和W.L.狄克松：《管理和工人》（剑桥，麻省，1938年）。后者描述了整个实验，并且阐述了它的理论意义。——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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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这种解释让人想起了一个古老传说：一位农夫向神父抱怨说他的小木屋太拥挤了。神父便劝他把他的牛牵进他的房子，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神父劝他把他的羊牵了进去，再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神父劝他把他的马也牵了进去。农夫现在比以前更强烈地抱怨说他的小屋太拥挤了。于是神父便劝他在第一个星期把牛牵出去，在第二个星期神父劝他把羊牵出去，在第三个星期神父劝他把马也牵了出去。终于，农夫对神父表示非常感谢，因为神父减轻了他的生活负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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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劳伦斯•J.亨德森（1878—1942）：美国生理学家、生物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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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杜威写道：“我欢迎给‘事物本身’加上引号，因为探索并揭示‘事物本身’是一项科学研究的崇高事业……［工业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是，正是在于它们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因为它们没有研究‘事物本身’，没有把人际关系中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它们以对于事物本身的偏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它自动地正在进行的研究活动……只有当这种不科学的限制得到清除之后，‘更大的社会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道德价值取向）才能必然地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课题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杜威：“社会科学家的解放”，载于《评论》1947年10月）这是杜威教授对一位作者的文章“让人适应机器”（《评论》1947年1月）作出的回应，该文章分析了工业社会学研究中的10多项研究，那些研究都是根据上述框架作出的。那篇文章和纳森•格拉泽的文章“任人摆布的政府”（《评论》1946年7月）一起，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那种方法把社会问题简单地作为“给予的”问题来接受。在评论由格拉泽和本人撰写的一些文章时，杜威教授主张：把社会研究限制在对“现存”社会布置范围里的态度源于历史分工。由宗教文化创造的那种分工千方百计地限定社会科学的范围。如杜威在另一个地方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妨碍着社会问题的根本道德性质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害的，无论它是来自于身体理论方面，还是来自于心理理论方面。为了被选择者的利益，消除甚或妨碍着价值选择的功能，消除甚或妨碍着对欲望和情绪的利用的任何一种学说，都削弱了对判断和行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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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伯利•加德纳（1902—1988）：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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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也许，就对哈伍德制衣公司所开展的一些研究而言，那些研究持续了许多年，为确立某些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打下了基础，在这里我可以谈一下还没有被人说起过的一些事情。哈伍德制衣公司是生产睡衣和女装的一家家庭所有企业。一位目光远大的年轻企业家艾尔弗雷德•马罗领导着这家企业。马罗在已故的库尔特•卢因门下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该公司发现在纽约的劳动成本太高，便迁到了西弗吉尼亚。在那里，问题是训练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山地姑娘掌握简单的缝纫技术。马罗带来了卢因的学生艾里克斯•巴韦拉斯担任工厂的心理学家。第二年，约翰•R.P.弗兰奇和莱斯特•科奇来到了这里。于是，所有实验的详细记录都保留了下来：对曲线的学习有利于启发这些年轻姑娘们去掌握她们的工作要领。而谁将承担繁重任务的问题，或者，工作节奏变化的问题，是由“团体决定”布置的。产量持续增长着，姑娘们似乎很快乐，心理学家们忙于编排各种班组，工厂似乎正在朝着成为模范的团结一致的社群迈进，那种社群曾经是罗伯特•欧文或者至少是埃尔顿•梅奥所孜孜以求的。悄悄地，这些心理学家开始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尽管没有提到哈伍德是他们的实验地。（利文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家工厂，他写了几个研究报告，作为《社会冲突的消解》一书的附录发表。）马罗感到这个非同寻常的社会实验将受到广泛赞美——它也许是一项像霍桑所做的那样的开拓性工作，他于是在包括《财富》这样的商业报刊上广泛地对它作了宣传。他指出，通过实施团体决策，并且保持对紧张的密切关注，工厂将持续地获得增产——并且——避免工团化。其论点是，假如工人是快乐的，那么他们将不需要工会。在了解了这一主张之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协会派了一名组织者到西弗吉尼亚。他散发了一些传单，那些传单引用了商业报刊上的一些赞美性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他写道：“请问哈伍德制衣厂的工人们：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正像试验品那样地被人所使用？”工会指的是这家工厂。——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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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795年5月6日，两个英国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馆制定了一部影响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法律，即《斯品汉姆兰法》。在这部法律中，两位法官将面包价格与工人工资挂钩，明确保障工人个人有权获得足以维持其温饱状态的合理工资，不仅如此，工人的妻子、子女也有权获得温饱保障，两者都根据面包价格计算。如果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温饱，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助，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工资外的补助保障制度，并将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最低生存工资，同时也成为最低家庭生存工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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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迈克尔•波拉尼伊（1891—1976）：匈牙利博学家，在物理化学、经济学和哲学皆有贡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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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参阅我的论文“广告：它对社会的影响”，载于《听众》1956年12月27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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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如此打动人心的是一个古老的美国神话：曾经在美国建立了第三大汽车帝国的克莱斯勒给他的自传起了这样一个书名：《一位美国工人的生活》。一位欧洲的巨头是否也会这样做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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