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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艾里克•特里斯特和来自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探索“机械化对英国煤炭业的影响”的一个小组对工作组织作出了更富于想象力的研究。在传统的采矿业中，煤矿地面的工作管理和调度自动地由工作小组实施。“小组发展了自我调度的惯例，任务的连续性和角色的循环适应于地下工作的情景。”随着机器的介入，新的专门化的任务得到了开发，旧工作小组瓦解了，对操作的监督随着管理的多重化而“向上”扩张。但是，如特里斯特指出的那样，这些组织假说本身是根据工作任务的工程观念机械地决定的。研究小组小心地提出了“把对于工作的自动控制”返还给地面小组自身的一些假说（请参阅“煤矿地面的工作组织：对煤炭体系的一个比较研究”，E.L.特里斯特和H.摩莱［塔维斯托克研究所：《油印报告》，1958年6月］）。也许并不奇怪的是，这些提议遭到了一些煤炭理事会官员甚至工会内部的拒绝。——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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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英国作家，著有《众生之路》、《埃瑞璜》等，萧伯纳赞誉巴特勒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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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一个烤面包电炉是自动的，但它是一个“事先设置好的”操作循环，无法根据变量进行调节，而一个“自动机器”，通过反馈，可以根据变量进行自我纠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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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诺伯特•维纳（1894—1964）：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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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尽管一些工程师从来没有放弃尝试，1955—1956年漫长的华斯丁霍斯罢工爆发于公司开始所谓的“常日班”工人（材料搬运工、维修工、清洁工）的时间研究以便为这些工人确立一套操作标准的时候。在美国工业史上，这实际上是第一次针对“自动化”的罢工。自动化改变了产业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减少了直接生产工人的数量，增加了间接生产工人的数量。为了控制后者日益提高的成本，华斯丁霍斯开始了对工作的测量研究，在以前那些工作被认为是无法测量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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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阿南克是希腊文化中终极命运的人格化；萨纳托斯是希腊文化中的死神，指破坏的本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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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圣奥古斯丁（354—430）：著名神学家、哲学家，著有《忏悔录》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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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马丁•路德（1483—1546）：新教宗教改革的发起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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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茨温利（1482—1531）：瑞士新教改革家，苏黎世宗教改革第一位领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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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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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A.E.豪斯曼（1859—1936）：英国学者、诗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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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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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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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三部分 乌托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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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伦理和政治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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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斯的拉比（the Rabbi of Zans）经常讲起自己的往事：“当我年轻时，我对上帝充满了热爱，我想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皈依上帝。但我很快就发现，要是我能让我镇上的人都皈依上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我认识到，这个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了，我便转而全力以赴地试图改变自己家人的信仰。但我同样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先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真诚地服务于上帝。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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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哈西德派故事（Hasidic Ta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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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要寻求自己的灵魂或他人灵魂的得救，就不应该通过政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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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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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傅立叶（Fourier）[2]允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将长到至少“10英尺高”。教条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3]宣称，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都将成长为超人。具有浮夸习气的安东尼奥•拉布利拉（Antonio Labriola）[4]告诉他的意大利追随者，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每一个儿童都将成为伽利略和布鲁诺。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Trotsky）[5]甚至漫无边际地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太平盛世：在那个时代里，“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聪明和自由，身体变得更加匀称，行动更富于节奏，声音更富有乐感，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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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当美利坚拓荒者摆脱英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在国会授予的大印玺背面刻上了如下词句：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是美利坚纪元的开端。幅员辽阔和物产富饶的美洲大陆，注定要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试验场。在这里，“上帝是伟大的劳动者”（God，Master Workman）的说法将深入人心。这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自然神论，它强调上帝是一个手工艺人，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启示。这种伪装的自然神论迎合了日益增长起来的实用主义气息。因此，这个社会纵使不欢迎，但也还不至于带着嘲讽的心情，去忍受一小帮人为探索太平盛世计划而作出的努力。纵使一些地方的反应是敌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无人管束的蛮荒之地，从得克萨斯一直延伸到了爱荷华。在那里，乌托邦拓荒者可以找到立锥之地，远离他人的窥探，继续寻求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这类殖民地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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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里，社会主义似乎将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是受到了这片广阔无垠的处女地的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感到非常乐观。在1879年，马克思写道：“现在，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在获得的财富总量上还落后于英国，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英国；但与此同时，大众能够更加迅速地掌握并且利用更强大的政治手段来抗拒以这种代价而完成的进步形式。”[6]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状况的书信，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预言。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美国版“序言”中，他以高度热情评述了1886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引人注目的有劳工骑士团的崛起和亨利•乔治在纽约的竞选运动，他非常高兴地指出：“美洲是一片更加得天独厚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中世纪的遗迹挡道；在那里，历史开始于17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因素，工人阶级在短短10个月之内便经历了其发展的两个阶段（全国工会运动和独立工党）。”5年之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也没有因诸多令人悲哀的转折性事件的发生而消失，恩格斯写信给施洛伊特说：“伴随着同样确定的倒行逆施的运动，持续不断地更新的更先进的运动浪潮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先进的运动浪潮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时候，倒行逆施的运动才会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一旦美国爆发了这种运动，就会变得充满活力和暴力，这与我们在欧洲展开的运动相比，应该仅仅是处于幼稚阶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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